博识汉魏：文化名家读史录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古耜，学者、作家、主编。曾在国内二百数十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方面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总计约三百五十万言；出版文艺评论集多部：参加过《金瓶梅词典》《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词典》《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分类鉴赏词典》《中国散文百家谈》等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和选编各类文学图书二十种。文章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数十种选刊、选集、合集，并多次被高考语文试卷选用。作品先后获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理论批评奖”，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第四、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我读鲁迅”全国征文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新世纪优秀书评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