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存在两种在我看来其实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倾向:我们要么对各种思想和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采取“非语境化”的处理和“前反思接受”的立场,并以这种“非语境化”的西方理论为判准对中国问题做“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要么采取我所谓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毫无理论观照的研究,不仅无力洞见到其间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更无力进行较有深度的理论建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研究西学的成了“西化论者”(研究儒学的则成了“新儒家”);另一方面,我们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描述着“乡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或“黄河边的中国”),试图发掘所谓的“本土资源”。显而易见,如果说第一种倾向“丢失了中国”,那么第二种倾向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中国的中国”——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晚近30年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遮蔽了“世界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等“结构丛”所型构的当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