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初得》是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清史述得》的姐妹篇。自197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从康熙统一台湾的一道谕旨谈起》为始，《清史初得》是我三十年的部分论著合集，我为是书名之日《清史初得》，意在说明我在研习清史起步阶段的初步心得，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即此意也。同时，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同样也是在不同领域研究的初步心得。二者合一，故称此书名。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清史初得》分为《“宣南”篇》《篇》《人物篇》《“燕行”篇》。有清一代的历史中，“宣南”首先是一个地域名称，明代在当时前门大街以西建有五个坊，其中就有“宣南坊”，清廷定都北京后，“宣南”一词更多地泛指京师外城以西、宣武门以南的地区，这在当时士人诗文中经常出现，而京剧正是在这里诞生。在清代戏剧文化发展史中，京剧不仅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还在宣南戏剧文化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为此，《清史初得》的“宣南”篇就从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谈起。将《“宣南”篇》列为《清史初得》的首篇，其中还有我同“宣南”的不解之缘。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我自幼喜爱京剧。20世纪50年代中期，举家迁到前门外，我也从国子监附近的国学胡同小学转到南新华街小学。对于新居周围的情况，我很快熟悉了。除了上学读书之外，其他时间则是听戏收音机、看戏。于是，三庆、中和、庆乐、民主、华北、广和等剧场就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京剧的魅力使我产生了投身京剧殿堂的梦想。上小学时，父母不同意我报考戏曲学校；中学毕业前夕，校领导又将我作为保送名额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我喜爱的是京剧，话剧对我可谓“隔行如隔山”，其结果不言而喻；1966年，大学毕业在望，从系总支老师那里传出了我将分配到今天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因是该院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要一名既学历史、最好是学中国古代史，又喜爱京剧的毕业生。于是，老师们当做一件高兴的事就流露出来了。可惜，“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更谈不上去我心仪已久的艺术研究院了！196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门头沟区沿河城学校，那里有一座古戏楼，我在那里清唱过数次现代戏，至今历历在目，为我操琴的是我的好同事李海林老师。等到我们二人先后调到区师范学校之时，我们的演唱队伍又增了一位京二胡，那就是我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李欣华老师。有时，我和海林在宿舍休息时过过戏瘾，李主任只要手边无事，便提着二胡循声而至，真可谓苦中求乐啊……如今，李主任已去找他的令尊李大钊先生去了；而我的父亲、这位著名的老中医也因“文革”而病逝，距今整整40年了。往事历历，怎堪回首！就这样，我始终没有进入京剧的殿堂，然而，我在这50余年积累的京剧和其他戏剧方面的知识，确为我撰写《清代戏剧文化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时奠定了重要基础。京剧在宣南诞生，在北京成长，在上海定名，在全国发展，京剧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清史初得》在《“宣南”篇》中有关戏剧文化的文章便是2005年出版的这本拙著的继续。这几篇在研究中的新收获，列入《初得》是恰当的。《篇》是我参加原清史编委会指导下撰写的《清代人物传稿》的一部分。自1980年10月起，我先后撰写了该书上编的第一、三、五、八卷的部分人物。需要指出的是，《篇》的汉官们，他们同样要居住在宣南或南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宣南”篇》的续篇。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他们中间很多人的住址及其生活状况都很难查找，尽管如此，如笔者撰写的李光地、陈廷敬、高士奇、朱彝尊等人和其他500多位名臣名士，他们在宣南的住址和其他情况均有据可查。毋庸置疑，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于京师期间不长期生活在宣南或南城，又能住在哪里呢？对此，笔者在《清史初得》首篇事关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专有论述。同时，在撰写《清代人物传稿》和相关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一些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于是，以诸多史料为基础，就有了《清史初得》《人物篇》内关于“二魏”、黄宗羲、郑成功、施琅等人的研究。笔者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清史述得》中也有一些其他人物的评述。《“燕行”篇》是《清史初得》的最后一篇。有清一代，朝鲜的来华使节将使清之行视为“燕京之行”，这些使节被称之为“燕行使”，他们将其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作统称为《燕行录》。本篇论述《燕行录》的内容即此意也。系列著作《燕行录》是研究朝鲜史、中朝文化史、清史、东北史和北京史的重要文献，这几篇《初得》之论希望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自1968年开始，我就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告老还乡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这几年，从名师讲坛到国家大剧院，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国戏曲学院，从宣南文化讲坛到椿树杯票友大赛，多次应邀前往。每讲一课，都有新的感受，每讲一讲，都在寻找不足。授课期间，我有总结，有提高，讲出激情，撞出灵感，产生新意，并用于同类论著之中。如此往复，真一大乐也……1978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建所之年。同一年，我在通过了清史所面试、笔试之后，于1979年3月正式调入本所，因此，今年是我在清史所的第三十个年头，我也由一名中年学子而迈入花甲行列。在这三十年问，我在本所除了教学、科研，另一个长期兼职则是任职《清史研究》。该刊的前身是《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更名为《清史研究》至今，而我在此编辑部兼职工作凡十五年，时间是1987年至2002年。先是任职编辑部主任，后自1990年起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其间，在1994年前后，本所领导不仅要我在兼任以上两个职务的同时，再任执行主编之事，而且，还要我在1995年前后向继任者讲解本刊特点与日常工作，指导其如何在本刊任职主编等等。简言之，在编辑部这十五年，其间甘苦，同仁是知；个中辛劳，一言难尽……我认为：在回顾《清史研究》三十年的历史时，这段史实是不应被“疏忽”的！具体情况，容当另叙。我自工作岗位全面退下来之后，在调整作息、开始新生活的同时，继续落笔耕耘，读爱读之书，写爱写之文，做爱做之课题。自2003年至今，出版了三《清史初得》，除《清史初得》之外，尚有2004年的《清史述得》、2005年的《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合作著作已出版的有《中国事典·清朝卷》《清朝通史·康熙朝》《施琅与两岸统一》《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中国考试大辞黄》，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大通史·清朝卷》等；译著：[美]《清代名人传略》上卷等。此外，还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我的感受是：夕阳真是无限好啊……如今，我已过了“掉块肉”的年龄，大学者黄宗羲曾有诗云：“年少鸡呜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呜，转头三十余年事，不道消磨只数声。”对于黄老夫子的这首晚年之作，我有了更深的感悟，同时，我更喜欢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的两句诗：“风霜历后合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与您共勉，继续努力。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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