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5世纪左右，东亚大陆曾产生过灿烂的夏、商、周青铜文明，三代文明尽管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并不是孤立的，在其周边还存在有其他不同民族的青铜文明，这些不同青铜文化的互动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原内地与边区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政治格局形成的基础。然而事实上，中国上古时期这种不同民族文明的互动及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因古代文献的缺载，学术界一直是不太清楚的。本著即立足于现当代的考古发现，以多学科的视角，对东亚南部的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的上古青铜文明及其创造者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性复原。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重建东亚南部的上古青铜文明史体系，它的完成，一是可丰富东亚地区上古青铜文明史的内涵，二是将使东亚南部的上古民族史的发展演变线索得到进一步的廓清。迄今为止，东亚南部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的民族史研究已积累了较丰硕的成果和资料，但其基础研究仍然显得十分薄弱，并存在较多的空白，如对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梳理条贯，分期断代，族属与族群关系的判定，社会性质的把握，文化源流与文化关系的厘清，历史编年框架的确立等重要课题研究，学者们还是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意见分歧，从整体上把握该地区上古青铜文明史的起源发展演变的一般模式和规律，系统地勾画出本区域青铜时代文化、民族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风貌，还可谓任重而道远。基于此研究现状，本著即借助于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对上述的命题，皆试图作出尽可能的分析概括和理论阐释。本著分为十个部分。绪论：它首先是阐明本著的学术目标，其次是概述研究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论，以及本著研究对象的时空状态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文中强调，充分借鉴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和理论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是本著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将东亚南部上古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的民族史问题，置于整个东亚地区的早期文明起源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跨境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本著所作的区域文明史考察的一个侧重点。第一章：滇、桂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的发现与研究。它回顾了本课题的研究简史，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研究及相关的族群研究作了较全面的学术史总结。第二章：滇桂、越北上古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年代分期。本章分析了东亚南部上古族群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状况，将其归纳区分为滇、桂与越北三大文化区域，其中云南地区又可区分出五个地方类型；广西地区可区分出两个地方类型；越南北部地区可区分出三个地方类型。在分区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地方青铜文化类型各自起源发展演变的轨迹，并界定了其文化序列所代表的历史编年大体上是处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100年左右，其上限要晚于夏商之际，下限则延续到两汉时期。第三章：滇桂、越北上古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根据对考古发现的分析，本著认为滇桂、越北的上古青铜文化，应当是在商周文明、亚哈拉巴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多重作用影响下起源和缓慢发展起来的区域性青铜文明。它们与周边早期青铜文化的共性表现在：产生了一石铸范和小件青铜器，且有输入殷周式青铜器的迹象，时代约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到了公元前6世纪左右，本区域的青铜文化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期。东亚南部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阶段，也是各地区民族酋邦方国阶级社会形成发展的时期。在这些上古族群建立的文明共同体中，诸青铜文化的复杂性反映其所属的族群既有原壮侗语族的分支，也包括了氐羌系先民、原南亚语族或原南岛语族的分支。到了青铜时代的晚期，随着东周王朝文明的不断渗透，以及秦汉王朝兼并统一浪潮的冲击，本区域各类型青铜文化也由复合型的青铜文化迅速向汉文化和铁器时代转变。第四章：滇桂与越北地区上古青铜文化各类型之间关系。通过对三地青铜文化遗存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可看出它们之问是一种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较大区别的文化关系，当分属于相对独立的青铜文化诸类型。三地的族群集团因文化的互动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使得滇、桂与越北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左右，都先后步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在三地区青铜文化的风格特征上，它们都呈现出较大的趋同性。第五章：滇桂、越北上古青铜文化类型的族属与族群关系。将考古发现资料比证古文献、民族志及人类学资料，我们认为云南地区上古青铜文化的族属，主要是分属于濮越系和氐羌系两大族群；广西与越北地区上古青铜文化的族属，其主体族群是百越系的瓯骆族。由于与周边民族密切接触和各地移民的渗透，滇、桂与越北的各族群一方面是受到北方内地原汉民族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其南界的原南亚语族和原南岛语族支系，甚至是少部印欧语族的成分。在整个青铜时代，各地族群之间都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第六章：中原内地与滇桂、越北上古青铜文化的同一性和特殊性。本著认为东亚南部族群社会的发展演变，是在大陆王朝文明的影响下，其主要的族群集团才先后由原始氏族部落社会过渡到酋邦方国文明阶段，其过程与内地中原一样，也表现为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早期国家文明的起源发展同步。因此，本区域的青铜文明应当是属于商周礼制文明的一种次生形态。另一方面，东亚南部的大族群集团又多是分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生态环境中，故其青铜文化也发展形成为不同的地方类型；又因社会生存的需要、受容与交流互动，使得这些地方性的青铜文化类型也呈现出复合性、不平衡性及外向性的诸多特点。第七章：滇桂、越北上古青铜文化所见的社会形态与方国文明。本文认为，大约在相当于内地中原商末周初时期，滇、桂与越北地区历史悠久的主要农业民族在殷周文明的不断影响下，都先后迈入了青铜文化起源的氏族部落联盟制阶段。到了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期，当地已形成了以铜鼓为中心的权威社会组织及阶级分层结构，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礼仪制度，这是本区域由氏族部落联盟制向酋邦方国文明发展的阶段，其时代应当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桂东地区更早受到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双重影响，其加入内地王朝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过程也要稍快于云南与越北地区。这一过程表明，本区域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与东亚大陆王朝文明的演变扩展息息相关。第八章：滇桂与越北的上古族群分布及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从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而言，先秦时期中国滇、桂与越南北部地区的土著民部落，在进入青铜时代后，就逐渐演变发展成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方国，各大方国之间则散布着许多小酋邦或部落。到秦朝统一中国时期，今广西全境及云南北部与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已纳入秦朝的版图。秦末至西汉初期，中央王朝一度失控，至汉武帝平定岭南各地之后，两广地区、云南、越南北部到中部地区，又先后被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到东汉时期，汉王朝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从地域族群分布状态及其历史演变而言，该地区大方国的主体族群皆为濮越系先民，其周边的众小酋邦部落则包括了一些各有来源的族群。这种多族群的共同体结构及其演变的模式，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王朝在这些地区建立郡县制行政区的时代。而且，这种族群的分布状态及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也大多可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相印证。第九章：滇桂、越北上古族群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及早期中外交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表明，本区域的上古族群在商周时期已先后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与内地中原的华夏诸族进行了多方面的交往接触。本区域的南方族群应当说主要是在商周文明的影响下才先后步入了青铜时代，并由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向古国——方国酋邦制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历史的渐变过程，其在政治礼制、经贸往来、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都可以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复原得到具体的证明。随着内地中原王朝向铁器时代转变，并不断向南方移民，滇、桂和越北地区也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到了秦汉统一时期，中央王朝在本区域先后设立了郡县制，这标志着滇桂和越北地区上古族群的酋邦方国已经融入了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新纪元的开辟，它不仅促进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发达繁荣，而且也迎来了两汉王朝中外经贸与文化交流大发展的时代。本著学术任务的完成，与前人的研究比较，它主要是通过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梳理条贯和分析研究，重建了东亚南部地区上古青铜文明史的新体系，这是整个东亚大陆青铜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内涵，它同时也进一步廓清了东亚南部上古民族史发展演变的线索。本著论证以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不少自身的观点。例如，本文拟构的青铜文化遗存的分区分期断代及历史编年体系，就过去中外学者的观点有较明显的区别，在资料占有和跨境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其深广度都有较大的拓展，可为今后的考古发现及民族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又如，文中指出东亚南部青铜文化起源发展的独特性，是一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表现为多样的复合形态，这就意味东亚大陆各青铜文明由互动走向融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论述各地方青铜文化类型所反映的族属与族群关系时，本著从中也辨识出了部分的南亚语族、南岛语族及印欧语族先民的成分。又通过比较研究，本著界定东亚南部的青铜文明应当是商周礼制文明的一种次生形态。并认为本区域青铜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是历经了从部落联盟制向酋邦制方国阶级社会的转变，但其王权继承制在不同的酋邦方国中则表现为多种形式，而且还较多保留着母权制的残余。在综述上古族群分布及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时，本著也不完全拘于成说，如借助考古资料论证了越人西迁滇缅印地区当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论滇缅地区的哀牢夷是为氐羌系与孟高棉语族先民融合而成的族群；指出向汉王朝请求内属的焦侥夷人当为操南亚语的尼格利陀人种；乌浒、俚人与骆越在族源上应当是异源合流的关系等。还用考古资料结合古文献论证秦王朝在岭南设置郡县已波及到越北的部分地区；提出越南中部林邑国的形成，是东汉中晚期以来汉日南郡边地逐渐印度化与汉王朝羁縻制矛盾冲突演化的结果。末章论述中央王朝与边区民族关系，能以较充实的考古发现物证进一步揭示了双边的互动融合并走向统一的趋势。论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外交通，也对考古发现作出了新的阐释，如以昆明羊甫头的一批滇族文物揭示了早期印度教林伽崇拜信仰的传人；以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西方工艺品及汉镜纹饰论证了早期印度佛教文化在岭南的传播等等。以考古发现研究为出发点，从多学科角度审视和重建东亚南部民族失落的上古文明史，这是本著最为主要的学术贡献。本著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它今后不仅可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及其族群的研究提供实证和方法论的参考；而且也会有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基础建设，可为本区域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以及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学术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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