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期间,杜威访问考察过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还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杜威讲演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包括16次关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15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3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的讲演,此外还有关于哲学思想派别、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发展、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胡适等人曾多次担任讲演的翻译。这些讲演的内容,都迅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一时间,中国广大学者学子竞相传阅。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就已经印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在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物,都曾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杜威思想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相当深广,这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在影响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对杜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写道:“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可以说,杜威的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特别是他的教育学说,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很多思想,即使在当今中国,也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