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方英语教育开始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在19世纪上半叶之前，英语曾经被认为是“蛮语”，但在140多年后的今天，英语教育却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社会上也出现了学习英语的热潮。是什么原因导致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影响其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学习英语的风气、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怎样的沿袭和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为此，陈雪芬编著的《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试图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总结出英语教育的规律，从而为我国当今的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根据中国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分成六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阶段为贸易、传教与英语传播。早期英语传播主要是出于民间贸易与传教之需要。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早期中外贸易中语言——洋泾浜语和早期教会学校英语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特点以及对后世英语教育的影响。第二阶段为西学东渐中的英语教育。晚清的英语教育是作为西学东渐之媒体而引入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翻译、外交之人才以及学习西方器物的制造，中国的官方英语教育才得以开始。到了维新新政时期，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政府扩大西学的范围并开始重视英语教育。与此同时，受条约、租界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教会英语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些教会学校因其英语教学特色日益受社会青睐。该阶段中国英语教育的总体特点为：教会学校与本土学校并存，大多采用语法翻译法，以原版的教材为主，并确立了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阶段为欧风美雨下的英语教育。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内外交困，急于寻找现代化建设之路，向欧美学习的心情尤为迫切；另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上也有与西方进行日常交流的需求。因此，英语成为外交、中西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等方面的载体，在这一时期英语教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本土中学与教会中学都普遍地采用直接法教授英语，教科书出现了本土化、多样化的趋势。而大学的英文系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本土大学都已属于人文学科，在进行英语语言教学的同时强调博雅教育，非常重视学生英美文学素质的提高。第四阶段为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英语教育。新中国建立是中国英语教育的一个转折点。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缩减、复苏、停滞等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教学方法一度出现不正常的钟摆现象，由直接法回复到语法翻译法，同时教材内容也明显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五阶段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英语教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人们日益认识到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重要性，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英语热”的现象。而政府也对这种需求作出了及时的反应，英语被定为中学教育阶段必修课程之一，高校的英语专业也成为热门专业。整个中国英语教育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英语交际法开始得到推行；教材中反映交际目的的内容比重增加；部分中学使用原版教材作为英语教育改革的试点；少数高校开始提出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英语教育呈跳跃式的发展，并且有向功利型发展的趋势。第六阶段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加入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中，社会上也随之对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于世纪之交兴起了波及各个层面的英语教育改革，改革的共同点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强调英语教育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学校开展英语教育改革的同时，社会上的英语培训机构应运而生，较有影响力的有新东方、英孚等英语培训机构。这是英语教育变革以及多元化的时代。综观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历程，从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蛮语”，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之媒介，到国民政府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英语教育的起伏，甚至一度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处于缩减、停滞状态，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后受到国家和社会普遍的扶持和重视，最终到当前的全民学英语用英语的热潮。种种变化无不折射出中国的英语教育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是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在系统梳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基础上，本书还初步地分析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与其社会物质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不确定因素互动关系，归纳出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过程中，英语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变化的规律。最后还对当前中国英语教育中出现的较为普遍和重要的问题归纳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矛盾关系，如英语教育中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关系，英语教育中的功用性与人文性关系等，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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