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一方面，“‘中国模式’、‘大国崛起’、‘儒家文化’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还可以救世界”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要求“自由、民主、宪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声不绝于耳。“左派”与“右派”之争日益白热化，中国又到了路径选择的关键时期。我们现在推崇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大国崛起”是美好愿景还是春秋大梦？“普世价值”真的能救中国吗？国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吗？三十年来，我们建成了什么特色？……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曾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在当下这个发展关键期，更是不能不问。然而，问题是现下的选择太多，有用的太少。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被时间和实践证明过的、行得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作者通过对李零多篇作品的解读，探讨了当下中国的路径选择，以其汪洋恣肆、言之凿凿的行文风格，提出独到的见解。书中不乏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和批判，但不流于阴暗面的痛陈，博取肤浅之众的附和。而是层层深入，揪出现实背后的种种不和谐、不公正的本质，进而，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求更好的、更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比如，他从根本上颠覆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争论，无论是批评传统文化，如《河殇》，还是现在流行的弘扬传统文化，如新儒家。表面上非此即彼，二律背反，非论出个好坏高低，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病灶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忽而自卑，望山跑死马，忽而自大，刚学了点三招两式，过了几天好日子，花拳绣腿就想把别人放倒。放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其实二者在文化立场之间互为表里，欢喜冤家。他们对历史的观察都有回溯性反差，倒霉看反面，全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参照系。”他也并不掩饰民主的真相：“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不是东西，是制度。专制是统治人民的手段，民主也是统治人民的手段。专制沾污带血，民主也沾污带血，顶多是歪锅对扁灶。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他对国企的批判也毫不留情：“正是亿万股民的数以十万亿计的血汗钱＋大小非、大小限＋垄断价格下的十几亿国民的无选择的高价消费＋民营中小企业对上游央企业的利润转移，完成了央企的资本化，克隆的‘经济恐龙’想不赚钱都难。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是伪命题。”如刘源所说：“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总之，这本“逢左必右，逢右必左”的书，真的能够“超越左右”！

　　张木生，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毕业，1965-1972年在内蒙古插队。插队期间，结合农村实际，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及研究，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及世界农业发展史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并就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意见。1973-1975年在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1975-1980年在内蒙古商业学校教书，1980-198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84-1990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90-1993年任《中国百业信息？》（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辑；1993-1995年任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专员，1996-2009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著有《超越左右说实话一一财税体制与政府行为》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管理如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