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重建

　　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人多为社会边缘的人物。“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丈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丈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工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丈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丈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作品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