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晋涛生动描述了塘村老人们的“衰老过程”及其正在经历着的乡村各种变迁的具体情景。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已经导致出现“过疏化”现象的塘村，老年人必将经历的一系列人生大事均可以成为他们逐渐走向衰老、“成长”为老年人的标志性事件，诸如为儿子操持结婚、分家（包括家屋的代际分配、析产、分灶、户口门牌的区分）、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诞辰寿礼上的寿星、“称粮”（失去劳动力，开始由诸子绝对对等地负担和供养）等，其中分家和称粮最具重要性，前者意味着家庭发展的周期性裂变及其伴生的父辈权威地位的弱化，后者则是社区、家庭和当事人对生理衰老过程的一个最为明确、简洁的相互确认，也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对衰老的认定。塘村的养老方案除了称粮，还有“吃转转”、“各养个”、“独子不分家”、“招郎”等，通过对上述诸多习俗性赡养制度的研究，作者阐明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其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出在乡村“孝道”的行为结构中蕴涵着的乡村“人观”原理和代际人际关系原则，这里所谓“人观”是指乡民们对“理想的”（或像样的）老年人和“孝顺的”晚辈所分别持有的乡土观念或基于孝道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想象，而所谓代际人际关系原则，则主要是指晚辈“供老人”的义务和老年人“公平”（不偏心）对待子女的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杨晋涛认为，如果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中晚辈的赡养义务和老年人的公平责任基本上是均衡的，那么，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保障；此种物质方面的保障构成了乡村孝道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乡村孝道还有进一步的表意或象征层面，诸如“尽孝心”的馈赠和“言语”上的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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