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经济生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人们的文化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创未来的强烈愿望，使人们想要了解过去；为了事业的成功，人们需要借鉴历史的成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内在要求，激发人们学习民族文化遗产，正是这些现实情况，引起了为数众多的读者对“二十四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明朝时，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为“二十一史”。清乾隆年间，《明史》行世，与“二十一史”合称“二十二史”。此后把《旧唐书》并入其中，合称为“二十三史”。又把已经散失的《旧五代史》主要依据《永乐大典》辑录整理成书，经乾隆皇帝钦定，与“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成为过去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古人编写史书有多种体裁，“二十四史”是采用纪传体。这种史学体裁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兴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立足先帝开创的基业，把农业、手工业、商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困拢中国政权的封建割据和匈奴侵拢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强化了封建君主集权制。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也繁荣起来，人才荟萃。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顿了思想领域。时代传唤着文学的创新和变革。司马迁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总结和涉取前代史学结果，撰写了《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全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的内容是围绕帝王，按时间顺序记载重大事件，排列在全书最前面。《史记》“本纪”有项羽、吕后两篇，虽然项羽号令天下，吕后更是主政多年，但都未曾为帝。然而司马迁却为他们撰写了“本纪”，这与尔后的纪传体诸史有所不同。“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不论是《史记》，还是其它纪传体史书，“列传”在全书中的篇幅最多。按照传统分类方法，“列传”有专传、合传、附传、类传之别。专传即传中仅记一人的事迹，或专叙一地的历史。如《史记》中的《苏秦列传》和《朝鲜列传》。合传即一篇传记中并列记载多人事迹，如《张耳陈余列传》便是合传。附传即在某人传记之后附载同一家族或事迹相近的其它人物传记，如《孟荀卿列传》附载的邹衍等人的传记。类传则是把同类人物合载于一篇传中，如《刺客列传》。在“本纪”和“列传”之外，《史记》还有“表”、“书”、“世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按照一定的顺序，谱列人物和事件。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人极力推崇《史记》中的十篇“表”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每一篇“书”，犹如一部专史，所述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重要领域。“世家”主要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如《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旦封国鲁从始建到灭亡的历史。有些人物虽未身为王侯，但其他位与王侯相埒，司马迁也收入“世家”，如孔子即是一例。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后，后世的史学家按例拟定了一系列史作，“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最具代表性。这二十三部史书中的个别史对《史记》体列仅略有调整，如《史记》中的“表”，《新五代史》称“年谱”；“书”，《汉书》改称“志”，《新五代史》又称“考”；《晋书》增置“载记”一目。“二十四史”中的“本纪”和“列传”，所载基本上是各层人物传记，为一般读者兴趣所在。而“表”和“志”，在一般读者眼里并不是迫切需要。所以，本书入选的篇章；基本上出自“列传”和“本纪”。“二十四史”立传人物，数以万计。在如此众多人物中，做到弃取允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尽量把标准确立得合情合理。在各项标准中，最主要的是人物具有代表性。“二十四史”中的入传人物，绝大多数出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土层。本书选目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活跃于不同领域，在当代或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人物，尽量不遗漏。另外，选择人物时，也考虑到了知名度。有的历史人物具有代表性，但不一定为世人所知。代表性和知名度不完全等同。有时会出现这一种现象，一个人物，由于某种原因，如艺术的塑造和渲染，特定的社会需求，导致为世人熟知。因为本书旨在普及历史知识，面向大众群体，所以，尽管某些个别人物缺乏代表性，我们考虑有较高的知名度，也选入了本书。本书作为一种普及历史知识的读物，总不能把篇幅括充得过于庞大。在确定选目的时候，已经把各史译文字数限制死了。这样，便造成个别重要人物，仅仅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割舍了。在翻译过程中，有时把史文直译出来，会遇到文义难于理解，或上下文语气不畅等情况。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有时在原文译文之外，增加个别词语或句子。在任何一位读者面前，都不必讳言，本书肯定有不少失误和缺陷，选目上不会尽妥，译文讹脱和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对于每一位读者的赐教，笔者都是由衷的欢迎和感谢，以便逐步提高本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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