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东京

     一触即发的东京电车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有时比报导版面更清楚地反映出社会的风气来。最近《朝日新闻》东京版的读者来信栏“声音”里，连续出现了忧虑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客之间关系日趋恶化的文章。
    其中一篇是六十岁，住在东京调布市的照相馆老板写的。有一天晚上十点半左右，他看到了如下的情景：在私营铁路车厢里，有四个年轻人霸占优先席(博爱座)。其中二十岁上下的女性更热中于打手机简讯。日本的各家铁路公司规定：在车上不可以用手机讲话，免得造成噪音；在优先席附近，应该关掉手机电源，免得手机发出的电波干扰心脏病人使用的起搏器运转。显而易见，年轻女孩违反了铁路公司的规定。那时候，站在优先席前面，看来六十多岁的一位老先生提醒她说：“在这里，应该关掉手机的。”可是，女孩没有反应，仍旧看着手机画面。老先生跟她说了几次话。谁料到，她忽然发起火来大声喊：“住口！”坐在她旁边的小伙子也说：“用手机有什么不对？”开始跟老先生争论了。这回，亦坐在优先席、穿着西装的年轻男性都大声骂起老先生说：“你就是太烦人了！”从稍远一点的地方，两个年轻醉汉也大喊：“手机无罪！”总而言之，前后十来分钟，老先生都处于四面楚歌状态。最后，有个三十多岁的男性乘客出面讲道理，为老先生解了围。这期间，造成事端的女孩一直在打简讯，似乎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写信给报纸的照相馆老板显然一直在附近旁观，却不敢给老先生帮忙。事情结束后，他走过去跟老先生说：“你会遭殴打呢。”对方果然说：“已经有两次了。”原来老先生是大学教员，从职业责任感出发，对年轻人的越轨行为无法置之不问。信最后写道：“过去两周里，我碰到了两次类似的事件。除非赶快采取措施，不然后果会非常严重。”东京电车乘客缺乏公共礼节，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情况。有一次，我被台湾朋友问及“东京人为什么在车上不让座给老者呢？”而羞愧得脸都红了。如果大家都懂礼节，其实根本不需要设定什么优先席的。可是，既然设定了优先席，在玻璃窗户上也贴了标志，连座位的颜色都换过了，但很多乘客还是视而不见。所谓“老弱妇孺”在东京上车，一般不会有愉快的经验，因为车里的优先席往往被看样子年轻健康的乘客们霸占，他们要么装睡觉，或者一直看着手机画面，总之不会站起来让座的。《朝日新闻》的“声音”栏刊登的另一篇来信，就是抱着才七个月大的婴儿上了东京地铁的年轻母亲，诉说在优先席前面感到的无奈。
    为全体日本人的名誉，我要赶紧加一句话：到了日本其他城市，车上的气氛就会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全国第二大都会大阪，在车上让座给孕妇、小孩是挺正常的行为。在那儿，公共交通上仍旧有小地方一般的人情味。不过，这也不是说大阪人全体都文明礼貌。因为女性乘客们诉说电车上常遇到痴汉(色情狂)，大阪的铁路公司领先全国而开设了“女性专用车”。
    在早晚的上下班时间，把一节车厢设为向女性乘客开放的“女性专用车”，东京的各家铁路公司近几年也陆续采用了。但是，在风气恶劣的社会里，连“女性专用车”都会杀气腾腾。住在东京足立区的四十五岁家庭主妇，在投给“声音”栏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晚上九点多，她带着残障先生上了电车。他右半身麻痹，用拐杖走路。夫妻俩上了车，就有个年轻女性发怒道：“这儿是女性专用车呀！”家庭主妇马上发觉自己犯了错误，说：“我们就在下一站下。”但对方绝不肯饶，还坚持说：“换车厢吧！”可是，在晃动的电车上，扶着行动不便的丈夫，走两节车厢间的通道谈何容易。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旁边一节车厢时，车已经到下一站了。
     东京的电车，难道已经成了弱肉强食的野生动物世界？ 网吧难民每晚九点四十五分，健治离开东京繁华区的快餐厅，先到附近的火车站打开投币式寄存柜拿出个大背包，然后去隔壁大厦三楼的网吧。那里晚上十点开始进入“过夜”时段，只要付一千五百八十日元就能待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
    东京的网吧，越来越多是单间式的。以健治常来的这一家为例，总面积的八成被众多的单间占领，其他二成则是柜台、饮料吧、洗手间等等的公共区。白天也有很多学生、上班族来休息或玩游戏，可是晚上的客人更多了。一部分是出来喝酒跳舞以后，错过了末班车的，其他则是跟他一样，无家可归的网吧难民。
    直到一个月前，健治还在东京郊区租赁小公寓。虽说是只有一间才十坪坪，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编者的小房子，但是具备厨房和卫浴，住起来够舒服。自从他大学毕业，在那儿住了整整十年。想到这一点，他稍微觉得目眩；转眼之间，十年时光白白地过去了。
    一九九六年走上社会，对战后的日本人而言，算是相当倒霉的。八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以后进入的萧条期，九六、九七年落到谷底。大银行陆续倒闭的日子，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业的机会非常少。何况像健治那样从二流学校出来的。在他同学当中，占到正式职位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好在年轻力壮，健治跟多数朋友一样，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作熬过来了。他当过便利店的售货员，做过影片出租店的服务员，站过汉堡店的柜台，也在连锁快餐厅端过盘子。这实在是特别奇怪的年代，正式的职位好难找的同时，到处都有临时的工作。无论做什么，一小时的工钱大约九百日元，做七个小时就有六千三百，乘以一周五天则是三万一千五百，月薪大约十三万。付了六万五的房租以及水电瓦斯费以后，剩下来的钱没多少。这些年，他虽然没挨过饿，但是从来没去旅行过，更不用说交女朋友了。
    电视新闻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家经济终于复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有明显的改善。怪不得，健治去打工的地方，比他年纪小的正式职员多起来了。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一点也没改善。做了十多种的临时工作，没给他带来任何专业技术或者能在履历表上炫耀的职业经历。健治逐渐感到疲倦，真不愿意再为一份临时工作而参加面试，被比自己年轻的职员问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就业？”于是，几个月前，他到人才派遣公司报名去了。这样子，再也不用参加面试了；公司犹如月下老人一般，帮他找合适的工作。每隔几天，公司就会发来一条简讯，注明工作内容、地点、时间和工钱。只要他发回同意信，等于订了合约。从第二天起，他直接到现场去做事。都是极为单纯的体力劳动，如在火车站发传单啦，在仓库里把罐头饮料从大盒子改装到小盒子啦，他要么单独，要么和其他临时工在一起，默默地完成当天的任务以后回家。工钱则于月底由人才派遣公司汇进银行户头来。
    这种打工形式，日本媒体叫做“手机派遣”。用的是手机这样的高科技通讯手段，但是健治他们的劳动条件，其实跟过去的日工一样恶劣而不稳定。人才派遣公司在中间抽掉的代理费也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