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保持活跃、升温、开放的理论研究与诉讼实务相结合的基础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一个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主体自治性的转折时期，一个需要确立新坐标或可以确立新坐标的时期。这一判断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走过的轨迹相适应，我国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通过自我扬弃、寻找参照系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在侧重英美法系成熟制度、经验的借鉴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之间，曲折前行、审慎取舍乃至不免尴尬的未定型的过程。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悄然地发生剧变，一个越来越自信和自主的中国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与之相应，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性建构的背景性因素也大大改变。 中国法学的“主体自治性”命题，不再是一种理想化或简单自尊型的诉求。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具备了与其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成长性最好的经济体地位相适应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力量。主动参与、影响乃至制定世界规则，将是中国的必然作为。中国因素已渗入反恐、反腐、维和、能源、生态、通信、人权、卫生、知识产权等领域，乃至足以影响世界整体的秩序图景。这种因素，不仅仅体现在话语权层面上，参与规则的制定甚或制定以中国本土为适用主体的规则（如通信、生态、人权、知识产权方面），都将可能成为国际视阈的一个结构性组成：因此，确立中国法学主体自治性坐标，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