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历史人物的“遭遇”是一种宿命。只不过这样的遭遇未必被作为一种程序来认知，也未必被问题化。或许正因为如此，与历史人物的遭遇和如何遭遇历史人物这样的问题，反倒有可能引发某种通常被忽略的讨论。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处理历史人物的方法，大致有下面这样几种。一、由于从历史人物那里得到的教益很多，促使研究者产生某种近于崇拜的感情。不知不觉之中，研究者开始用自己研究对象的眼光看问题，作判断，乃至用他的口吻说话。二、与此相对，对于人们加以崇拜的对象的言论进行反驳，以期破坏该人物的卡里斯玛性格，或者找出该人私生活中的种种弱点，以证明他“也不过是一个有缺陷的普通人”。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对于历史人物进行反驳．不如说是对已有研究进行反驳。三、历史人物先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先于我们离开，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无法得知自己的某些预言是否正确。而我们由于到来得晚，可以了解事情的结局，也因而了解了他们的预见与历史发展的许多不符之处，这些不符之处有时难免表现为政治判断的失误。于是，对于这些失误进行裁断，或者相反，进行辩解，或者加以同情之理解，便成了研究的方法本身。知道历史事件的结局、且不必介入事件本身因而处于有利立场的后世研究者，便如此以处理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为己任。这也构成了一种研究的范式。四、当历史人物的言论构成了某种既定的知识范畴时，通过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检讨，把该范畴作为背景淡化，以期待新的知识视野的形成。这也就是所谓“批判的继承”。以上的四种类型，各自又生出若干变种，就《文学的位置》中的主要思想史人物而言，对于丸山真男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前两个模式中进行的，而对于竹内好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后两种模式中进行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