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私奔的凤凰并没有把金家大老爷放在眼里,在一张陈歌辛寄给未来岳父的贺年卡上,陈歌辛只写了四个字:胆大包天。近卫文麿的弟弟、音乐家近卫秀麿访问上海,到音专演讲。萧友梅认为近卫用曰语演讲有伤中国人民感情,要求他使用德语。不关心政治局势,对行政事务没有兴趣,不与人争论,只想努力写作与尽力演奏,带好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这可能是马思聪的理想人生。黄自在逝世前曾挣扎着说:我不能死,还有半部音乐史没写完。那一年拍摄的《聂耳》不仅是一部电影,更具有树立典型形象、宣传文艺政策的功能,当时北京上海的文化要员们,个个都与聂耳相熟,不知他们看到银幕上那个被高度概念化和抽象化了的聂耳会有何等真实的感想?早在1930年代,黎锦晖便与《性史》的作者张竞生、曾引发裸模风波的画家刘海粟一起被时人称为上海滩三大“文妖”:冼星海起初写作《黄河大合唱》时仅花了六天的时间。延安当时只有三四把小提琴以及三弦、二胡、笛子等民间乐器,有几个低音胡琴是由汽油筒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