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理论是以“文化霸权”为核心辐射开来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体。从学理层面看,他通过将“市民社会”移入上层建筑凸显了后者的相对独立性,在承认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阐明了社会群体的历史接合,因而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人学思想包含对“结构”与“主体”的辩证认识。从策略层面看,“阵地战”战略以其对西方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基础,渗透实践意识和历史主义精神,寄望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文化运动来争夺文化霸权,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办”问题的具体回答,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具体表现。而它落实在操作层面,则体现为以“民族——人民的”文学、文化观为基石的文艺观和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艺批评,体现为对先锋文艺和大众文化关系的辩证把握。文化研究之“转向葛兰西”,既是为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也是对英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批判的深化。这一转向取得三方面成果:一是威廉斯和霍尔等文化研究者化用“霸权”观念,获得新的方法论武器;二是形成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三是得以突破学科化阈限,建构“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