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边的中国

山丹牧羊人
直到我反复解释我并非记者，更不存在任何要搅扰的意图，我只是对牧羊人这个群体很有兴趣，希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领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这才对我放松了警觉，让我随意尾随他们行进。
河仓城和它的守护人
老杨提起一个小水桶，引领着我走到几百米以外一小片沼泽边的一眼涌泉，他用芦苇穗轻轻拨开浮在水面的孑孓，用一只小碗小心翼翼地舀出清水，再倒入小水桶里，他告诉我盛满一桶就可以拎回家，烧开以后作为饮用水。
峡口堡的故事
我从山梁上的长城下来，在峡口古道东侧进入村子，静谧的黄土街道上难得遇见一个人。一直走到西侧城门，才看见一个在院墙下晒太阳的老太太，模样十分和蔼、安详，脸色红润，还冲着我这个陌生的外人露出笑容。
农民学子曹学东们
蔡妈妈领着我在离家三里多地的金强河边一串昏暗潮湿的蘑菇棚下找到了蔡玲。原来，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她与村里的几个孩子来到一家四川人开的蘑菇大棚做童工，每天干九个小时，报酬是九元钱。
老贴的故事
在我的恳求下，老贴夫妇放下泥耙，回到屋里郑重其事地换了一件像样的衣服，站在院子里的向日葵下，听从着我的摆布。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在收成之后，把他们的心满意足定格在历史的某一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
乌鞘岭人家
眼看着媳妇的病情越来越重，手术日期临近，一万五千元的手术费还没有着落，小两口心急如焚。父亲杨子海也一筹莫展，甚至愁出病来，终日蒙头睡觉，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小杨抱怨说：“可在被窝里也不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啊。”
人定胜天的童话
老杨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茴香地的那头，沙漠正在逐步逼近，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湮没他们的土地。
窑民李玉德
25岁那年，风餐露宿的父子俩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于是铁下心肠，在县城北边的长城城墙上耗费了半个月，硬是在坚固的城墙下掏出两口窑洞住了进去。
天高云淡固原行
这一年全国278个地级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固原以2068元排在了最末一位，换句话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而同期全国人均值为1489美元。位于改革开放前沿、与固原同为地级市的广东东莞市人均值超过6200美元。固原的数字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和东莞市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对比。
黄河、古堡、老牛湾
地处偏僻的老牛湾终于也被无孔不入的开发商盯上了，开发商的“宏伟计划”是要将古朴的老牛湾打造成旅游胜地。开发商的设计是：游客可以坐在长城边，看着黄河的波涛，住在五星级宾馆，品正宗的爱尔兰咖啡，抽纯正的哈瓦那雪茄，如果你还想桑拿按摩，那肯定也可以。
偏关的困惑
老人们照例每天坐在路两旁巷口的灯柱下，漫不经心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偶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能引起他们咧开嘴角开怀大笑。在这个尘土的世界里，充满了安逸、祥和、心安理得的晋北风貌。
哭泣的西口
它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县城边的西口古渡旧址放上三百六十五盏用麻纸做成的河灯。人们乘着小船到河道的中央，庄重地把河灯逐盏放下。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因走西口而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
河西旷野里的堂吉诃德
在甘肃河西走廊山丹长城落户的摄影人陈淮，是长城边的一个另类，我并没有把他归并到长城边的农民行列。他对河西走廊长城以及长城边农村社会深入细致的刻画与描述，在香港、台湾集结成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自己的“颠沛流离”产生了实用价值。
大墙内外的田园牧歌
诺大一个移民新村只有一对外村的老人在看护着这些房子。由于毫无人烟，移民新村成了盗贼游荡的理想场所，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剪断偷走了，只剩下一排光秃秃的电线杆孤零零地伫立着。
长城驿站“赵氏山居”
他和老伴合计着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资金，增盖了一个有着七八间房的大院，连同原来的院子，旅游接待能力最高时竟达到七十人。现在，每逢周末，各处打来订房、订餐的电话响个不停，有些甚至远在河北、山东、山西，一些熟人还指定要自己曾住过的，或者能烧上火炕的房间。
长城敌楼和它的主人
周万萍曾经这样深情地形容自己与长城的亲密关系：“我的家与金山岭长城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躺在床上就能望得见边墙。每天早晨，阳光甚至会把一段跺口的剪影送到我家门前五十米的地方。”
司马台人家
望着漫山遍野硕果累累的果园，我赞叹不已。老王却对我说，今年是小年，才结了大约六万只苹果，约三万斤左右，而在去年的大年，他整整收了八万只苹果！
“冀北严疆”的现代光影
他这一辈开始，本民族的特色已经渐渐消逝，满族人原来还有自己的文字，现在别说文字，连会说满语的人都不多见了，除了个别老人还能哼上几句，后一辈的满族人根本不知满语为何物。
千嶂里，长烟落日（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