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杨毓麟烈士的生平的介绍和研究更加完整和丰富。历史研究需要充足的历史资料作支撑，缺乏史料或史料不足，往往导致不稳固的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应该说，从1997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有关杨毓麟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2001年，《杨毓麟集》由岳麓书社出版之后，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但当时由于经费不足，对文集的篇幅和印量有所压缩，国外及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苦觅不得，一书难求。现在，文集出版已经十年，十年间，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史料，例如杨毓麟译著的《政治学大纲》、杨毓麟为《通雅斋丛稿》撰写的序言、杨毓麟与南社成立等，近三万言。这对研究他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活动、对于他1902年赴日留学后在日本的思想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也使以前的许多误解和猜测不攻自破。此外，杨毓麟的学生龙毓峻的《鳞爪集》对我们也有诸多启发和帮助。众所周知：杨毓麟1902—1903年在日本留学的一年之中，撰写了《新湖南》，翻译了《史学原论》、《政治学大纲》，其实还有一本《迷津宝筏》。第二，对以往研究中的误解和争论，进行缜密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由于史料的匮乏，许多学者的研究，往往援引二手或三手资料，不仅不能发现真相，反而以讹传讹。本书着重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了严谨的辨析。例如以往学界通常认为，杨毓麟曾著有《汉族光复史》，但据我们查到的该书原版，断定此书非杨毓麟所著。再如，杨毓麟的《政治学大纲》和《史学原论》，有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竞不知杨毓麟为何人。实际上，从两书的成书时间上看，它们都是最早的译本，同样书名的译本，有的迟于杨毓麟译本近十年。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和中国近代政治学的产生，应该追溯到杨毓麟，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源头。再如，有学者张冠李戴，将杨毓麟与同期的革命宣传家混淆，竟未审文献作者为谁而以杨毓麟的作品为资料证明他人的文学贡献，是十分荒谬的。本书对杨毓麟的笔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证，从而使一些误解、误传得到澄清和消除。 第三，对以往研究中忽视或根本未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初步探讨。应该说，以往的研究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但是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研究清楚，或者根本不知其存在，遑论研究。例如，杨毓麟1902年赴日留学的具体情形、杨毓麟在1908年赴欧洲以后的思想和活动、杨毓麟与远东通信社的建立、杨毓麟蹈海前后的思想活动以及杨毓麟之兄杨德麟的情况等，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初步解决。单是远东通信社一事，此前相关的研究中，根本不知道该通信社是杨毓麟建议孙中山创办的，实际上，杨毓麟是担心国外舆论阵地被西方列强或清廷垄断，他在与孙中山会晤时，向孙中山提出建立远东通信社以打破垄断，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令王慕陶协助杨毓麟创办了该通信社。因此，一些研究者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为远东通信社接受清廷大员资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得出正确、公允的结论，竟认为它是清廷所有、为政府服务的工具。而这些资助，只是杨毓麟和王慕陶等筹集建立通信社经费的一部分，出资赞助的清廷要员不能遥控该社，该社一直掌控在革命党人手中，从《远东通信社丛录》中可以看出，该社在武昌首义前后，对于革命宣传、对于西方偏见的批评、对于国内进步舆论的引导，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如，杨毓麟之兄杨德麟，亦是坚定笃实的革命家，武昌首义前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参与滦州事变，武昌首义后在湖南积极从事反袁活动，终为袁世凯爪牙汤芗铭所害，事功却罕见于史乘。实际上，作为兄长，杨德麟对其弟杨毓麟多有引导和帮助，亦是文韬武略，贡献卓著。因此，本书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四，杨毓麟作为著名的蹈海志士，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其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而忽略了杨毓麟的文学成就和新闻思想。实际上，杨毓麟幼承湘学，师从王阉运，骈文、诗词和小说成就颇孚众望。他的文学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多所启迪。作为《神州日报》等大报主笔，他对于新闻事业的理解和思考，深于侪辈。而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书初步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希冀收抛砖引玉之效。此外，杨毓麟蹈海以后，当时的社会政治舆论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连续发文进行评价和哀悼，这在辛亥革命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孙中山、黄兴、杨昌济、吴稚晖、于右任、徐血儿（天复）、陈独秀、胡适、章士钊、金松岑等一大批革命领袖和社会名流均有痛切反应。本书比较全面、客观地披露了这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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