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媒体曾先后作过多次访谈。日前,根据李又顺先生的提议,从谈话记录中选编成一个集子,算是对自己已发表的文字的一种补充。内容浮泛得很,无非是知识分子、文化及艺文之类;由于属意当下,不免多少触及现实社会,体制,所谓“语境”问题。诗人周伦佑先生过访,才较多地谈到个人,诸如出身、职业、读书和写作等等,作为一代人的经历,这里面有不少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共同的东西。论观念,我是倾向于西方主义者的。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我常常称引他的著作,甚至把他的观点当作现成的结论,直接用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之中。历史实在太接近了。但因此,也就不免为聪明的“批评家”者所讥,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我把世间的文字分为三种:独语的,对话的,宣讲的。独语在“自己的房间”里,宣讲在广场,对话大抵在客厅、旅馆,或是长廊一隅。宣讲于我是不相宜的,虽则喜欢独语,也不可能长期耽留在屋子里,何况患有幽闭症,心里害怕封闭和黑暗。这样,便免不了与人对话。访谈即其中之一种,介乎独语与宣讲之间,集子的命名无非也是这层意思。不过,“呼喊”并非如鲁迅式的启蒙主义者的呐喊,而是蒙克式的,源出于某种生存境遇的惊觉;至于“耳语”,我知道英国作家费杰斯著有《耳语者》一书,此处使用并无此意,仅指对话较为切近,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