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既是行政诉讼制度史自身自然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无论是诉讼类型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程序规则的确立，无不是一国、一时代政治形态、权力（权利）制衡关系、法律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日本从1890年至今，其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确立、再到正式确立三大发展阶段。每一阶段所欲解决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司法资源以及在此背景下所面对的行政审判难题及其司法应对策略都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阶段下救济功能各有侧重、程序规则各具特色、司法审查广度和深度逐步拓展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借鉴日本成功的制度经验和教训，中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制度化建设首先要摒弃对他国模式的简单模仿，不应将任何一国的法律制度作为可以照搬照抄的“法律典范”。诉讼类型体系的构建既要符合诉讼类型制度的共性，更要尊重中国政治和法律文化传统，回应中国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需求，重视中国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的审理经验，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建立以救济公民权益为目标的、理论逻辑性全面系统、类型概括繁简适度、程序规则合理便捷的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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