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内容安排上,克服了以往史书详于宋而略于辽、金、元之弊,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本书沿袭《资治通鉴》之义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另参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所作考异,“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这也是可取之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史论二百零九篇,其中选录前人之作计九十五篇,其本人撰写一百一十四篇,冠以“臣光日”。徐乾学在《通鉴后编》中亦仿著“臣乾学”。《续资治通鉴》则不用此例。毕沅认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所以本书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亦可由读者自己评论。据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续资治通鉴》成稿后,复经邵晋涵审阅修订,“即大改观”。时毕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但不久,毕沅死于军中,其家很快被抄,邵氏之修订本,下落不明。“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此亦为一憾事。本书为清代学者续纂,其下限年代理应延至明末。但因当时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明代史事之记叙,易触犯文网,引火烧身,编纂者只得付之阙如,留待后人补纂。此亦为文人学者不得已之苦衷也。此外,《续资治通鉴》之文字,似稍逊于《资治通鉴》,其原因是由于照录旧史原文较多,未加裁炼,以至通畅流利不够。总之,《续资治通鉴》就其质量来看,的确达到了“后来居上”的地步,水平确已超过以前同类著作,对于了解我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文化、科技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的两宋、辽、夏、金、元各个王朝这一时期的史实来说,确实是一大历史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资治通鉴》又不可不读《续资治通鉴》。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弘扬祖国历史文化,我们在参阅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编译了这本《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以飨读者。本书既译又注,同时,译文力求通俗易读,使其既适合于专业工作者,又适合于普通大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