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内容安排上，克服了以往史书详于宋而略于辽、金、元之弊，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本书沿袭《资治通鉴》之义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另参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所作考异，“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这也是可取之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史论二百零九篇，其中选录前人之作计九十五篇，其本人撰写一百一十四篇，冠以“臣光日”。徐乾学在《通鉴后编》中亦仿著“臣乾学”。《续资治通鉴》则不用此例。毕沅认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所以本书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亦可由读者自己评论。据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续资治通鉴》成稿后，复经邵晋涵审阅修订，“即大改观”。时毕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但不久，毕沅死于军中，其家很快被抄，邵氏之修订本，下落不明。“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此亦为一憾事。本书为清代学者续纂，其下限年代理应延至明末。但因当时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明代史事之记叙，易触犯文网，引火烧身，编纂者只得付之阙如，留待后人补纂。此亦为文人学者不得已之苦衷也。此外，《续资治通鉴》之文字，似稍逊于《资治通鉴》，其原因是由于照录旧史原文较多，未加裁炼，以至通畅流利不够。总之，《续资治通鉴》就其质量来看，的确达到了“后来居上”的地步，水平确已超过以前同类著作，对于了解我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文化、科技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的两宋、辽、夏、金、元各个王朝这一时期的史实来说，确实是一大历史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资治通鉴》又不可不读《续资治通鉴》。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弘扬祖国历史文化，我们在参阅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编译了这本《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以飨读者。本书既译又注，同时，译文力求通俗易读，使其既适合于专业工作者，又适合于普通大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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