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兄弟

    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我不是一下子失明的，而是像电影淡出一样衰退。当我得知自己的视力正在减退时，我想衡量一下这个过程，当时我二十岁不到，对什么都有兴趣。那年冬天我站在中央公园结冰的湖面上，人们都在那上面滑冰，我则看着四周的景物，每天计算着哪些看得见，哪些看不见了。中央公园西面的那些房子最先消失，它们变得越来越暗，好像溶进了黑暗的天空里一样，直到完全看不见，接着树开始变得形状模糊，终于，在那个严冬的尾声，也许是二月底，我眼前只剩下冰面上幽灵般的人影飘来飘去，接着只有白色的冰，那最后的光，变灰转成全黑，从此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我能清楚地听见冰刀快速划过冰面的咔嚓咔嚓声，让人心满意足的声音，柔和的声音，虽然全神贯注地听你会发现它比想象中冰刀的声音更低沉，也许是冰面下水流低音回响的缘故，咔嚓，咔嚓。我听到某个人快速地向某个方向移动，然后转身急停发出长长的唰的一声，此刻我也会笑出来，为这位滑冰者突然急停的能力而高兴，咔嚓咔嚓一滑而过然后唰的一下停住。我当然也很悲伤，所幸我那时还太年轻，不太懂什么是残疾，心里想的只是用我其他的能力继续生活，比如我出众的听力，我把听力训练到灵敏如亲眼所见。兰利说我的耳朵跟蝙蝠一样，对此他还做了测试，他喜欢把一切都拿来做一番审查。对我们家的房子我自然了如指掌，全部四层楼，能够毫不犹豫地上下楼梯进出每间房间，记得每样东西的位置。我知道会客室，父亲的书房，母亲的会客室，餐厅以及里面的十八把椅子和那张胡桃木长桌，管家的食品储藏室和厨房，客厅，卧室，我记得楼层之间有多少节铺了地毯的楼梯，上下楼我甚至都用不着楼梯扶手，如果你以前不认识我，你都不会发现我眼睛瞎了。但兰利说只有剔除记忆才是对我听力的真正考验，于是他把周围的东西换了下位置，把我带到音乐室，他事先已经把钢琴推到另外一个角落，把画着水中苍鹭的日本屏风挪到房间中央，而且为了考验我，他在走廊里让我不停转圈直到丧失方向感。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你知道我会绕过屏风正好坐到钢琴前面，如同看见他重新摆放这些东西，我能听见这些事物表面的声音，我对兰利说，蝙蝠眼睛看不见但是会发出声波，它靠这个知道方向，但我不需要发出声波，不是吗？他真的叹服了，兰利比我大两岁，我总是想尽办法来让他刮目相看，那时他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带着探究科学奥秘的兴趣。我说：物体推开空气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它们，或者说我能感觉到事物的热量，你可以让我转圈转到头晕，但我仍然可以探知哪里的空气里填充着实物。失明还带来了其他的补偿。我有私人教师负责我的教育，接着，很自然地，我毫不费力地被西区音乐学院录取，在失明之前我就已经是那里的学生了。我的钢琴技艺让我的眼盲可以被社交圈接受。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人们谈论着我的勇敢，姑娘们当然也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的纽约社交圈里，父母们保证女儿嫁个好郎君的一个方法就是从一出生就警告她们，当心男人，不要轻信他们。那个时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还要早许多，奇装异服、女性抽烟喝马蒂尼酒都还是不可想象的未来。所以一个有着好家世的英俊盲小伙儿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不可能公开或偷偷做出任何不雅的疯狂举动来。他的无助对一个生来就被训练成无助的女人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让她感到坚强，处于主导地位，能够激发她的同情，我的失明，可以做很多事。她可以面对我表达自己，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因为她无法对一个正常人这么做。我的穿着非常得体，我会用刮胡刀刮干净胡子并且从不刮伤皮肤，在我的指示下，理发师会把我的头发留得比当时的普遍长度更长一些，所以在聚会时我坐在钢琴前弹奏《热情》或者《革命练习曲》时，我的头发会飘扬起来——我那时有很多头发，一头厚厚的棕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垂到耳际。那是弗朗兹·李斯特式的发型。有时当我和某位女性朋友坐在沙发上，周围没有别人时，她可能会吻我，抚摸我的脸庞并亲吻我，而我，作为盲人，可以把手不动声色地放到她的大腿上，她也许会吃一惊，但为了不让我尴尬她会放任我的这一行为。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