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风格和选题上的优点得到大度的肯定，他笔下的英国社会也让有心人得到启发。林纾在《块肉余生述》（一九。八年，即《大卫？科波菲尔》）序中写道：“英伦半开化时民间鄙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易言之，英国几十年前也有种种社会弊端，它在二十世纪初的强盛，是多年切实渐进改良的结果；中国人不能一味感叹中英之间的反差，“心醉西风”，只要大家振作起来，从教育着手，中国社会也会改观。同一年，他又在《贼史》（一九。八年，即《雾都孤儿》）的序中说：“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治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他希望中国的狄更斯们本着爱国之心也来呈现社会底层的真相，指陈政治得失，促使整个国家“从而改之”。 社会的改革其实要复杂、艰难得多。诚然，狄更斯的社会批评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促成了英国各个方面的进步，但是狄更斯并不会假定，社会的变革必然有利于世道人心。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三九年发出冷静的警告：狄更斯对人的本性是不尽乐观的，他相信，只有靠道德的力量渐渐改变人性，制度上的更革最终才有意义。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是狄更斯诞生两周年。这套全集的出版不仅是我国读者纪念这位伟大作家的最好方式，也是中英文化交流的硕果。从林纾翻译狄更斯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新的译本更全，更忠实于原著，然而我们仅仅阅读还不够，还得像林纾那样不断提问，不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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