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中国出版的数千部长篇小说中，《大虬》可能最容易被文学专业界所忽略，其原因不光是作者在文学圈内之籍籍声浪中默默无闻，还因为其竟然采用古旧的章回体这种话本叙事方式。但是，当你稍稍认真地读下去时，就会发现其在旧的叙事框架里所装载的社会历史和人生内容竟是那样丰富扎实。实在地说，这是一本很吸引人的小说。它吸引人的不只是主人公大虬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与毕莲仙坎坷曲折却又灵肉交融美满幸福的浪漫爱情，更重要的是，小说从大虬这个充满侠骨豪情的人物切入，所复原和再现的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关中农村的社会生活史和农民生存史。这是保留在作者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故事和细节，然而它所提供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却足以突破以往从单纯政治角度所书写的宏大叙事模式，让人看到更直观、更本质的乡村社会历史和人际关系真实，成为一部独特的民间社会历史文本。小说的情节“核”是财东冯家和山东来的逃荒户陈家几代人真诚相帮的故事。它的畸形发展也可以说是极致情境，是在冯家儿子天时死后，天时妈为了留住儿媳毕莲仙，以使两岁的孙子能长大继承财产和香火，便有意撮合干儿子陈大虬与儿媳毕莲仙成为“家外有家”的夫妻。陈大虬也果然不负干妈所望，扶孤保产，并与莲仙相爱始终。作者的本意是表现陈大虬知恩图报和重信守诺的侠骨豪情，赞颂他身上所葆有的劳动者的美德，但其故事中恶人终得恶报的情节，所包涵的却是“善恶终有报”的民间信念。在极左年代，这样的观念只要用一句“唯心史观”就可彻底否定了，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行和谐发展的今天，这种鼓励人帮人、人爱人的民间信仰，却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早在战争年代，大虬就救助过受伤的中共游击队长东方白和哑巴孤儿石蛋儿，为报仇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敌连长、排长，落下“刀客”的名声。但他对祸害过自己和毕莲仙的冯家族人，却又在他们有悔意之后，宽容待之。更为难得的是，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和人妖颠倒的文革浩劫中，他都坚持实事求是，宁愿自己挨整，也不说一句谎话，并再一次从被坏人控制的造反派手中，冒死救出了即将被残酷处死的县长东方白，保护了冯家后代冯暄璋。这是一个集传统美德于一身，侠骨豪情、爱憎分明，终生行善除恶，以助人为乐事，敢于坚持真理的乡间豪杰形象。作者不仅将大虬这样刚柔相济、行侠仗义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当做中国乡村社会善良和正义的代表，而且又将他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的家长式男人的典范。然而作为小说的《大虬》，其意义却不只在于大虬这个可能引起争议的传奇人物，还在于其围绕大虬的漫长人生经历，在长达五六十年的历史时空中对中国乡村社会新旧两个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所作的深入肌理的本质展示和生动描绘。在小说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旧中国农村普遍的贫穷和兵匪、自然灾害对农民财产、生命的严重威胁。而如冯成泰这样的富裕家庭，除了对兵匪、灾祸的耽忧之外，还有对家族男性继承人的关注和期待。他直到三十多岁才生下一个自小多病的冯天时，儿子尚未成人他就因车祸身亡；冯天时好容易结婚生子了，却又在其儿子不满周岁时因病而亡，留下老母、少妻、幼子，使冯氏家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有产家庭的这种生存状态，揭示了封建男权制度的作茧自缚，同时也形象地解释了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的物质原因，以及乡村社会葆有的积福行善天赐麟子的道德传统。《大虬》描写旧中国的那部分内容，可以说几乎都是围绕冯成泰家保子保产进行的。小说虽然没有点明，但我们根据情节可以推断，冯成泰当年对大虬家的救助，似乎并不是完全无私的，而是有着借外力以襄子护家的长远算计。在冯天时死后，冯成泰族弟冯成海父子对其家产的觊觎和争夺即进入白热化阶段。作者写冯成海强迫过继、气死寡嫂、葬礼发难、谋害陈大虬，以及其子企图强娶毕莲仙又唆使大兵对其轮奸等情节，占了全书七、八章的篇幅，其矛盾斗争真可谓“如火如荼、相煎何急”。在对冯成海父子这些招数的应对中，作者写出了成泰妻的深谋远虑，陈大虬的英勇无畏，毕莲仙的坚贞不屈、多谋善断。通过一个家族在夺产护产中的斗争，作者撕下了旧中国家族社会温情脉脉的假面，呈现其残酷无情的本质。其激烈和残酷毫不亚于封建帝王继承权的争夺。近些年，在描写旧中国家族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很少读到这样深刻精彩、入木三分的描写。在尚未读到陈大虬在新中国阶段的生活内容时，我很耽心，以陈大虬对冯家的忠诚，他将怎样面对土改、合作化这样的运动？然而在读完全书后，我虽觉得通过东方白的友情，又靠一纸假契约，让冯家避免了被定为地主成分而田产被分的结局，其情节还大致可信，但让大虬因听了东方白的建议，成为入社的积极分子，并先后担任社长、队长，就不大符合他的性格。好在这在书中只是过程性交待，很快就进入到因1958年的浮夸和浪费所造成的饥荒年代。到这里，作者又重新找回对陈大虬的感觉，写了他因反浮夸被撤职并与好朋友刘春来分手；又写了在那场导致碧竹寨村23人饿死的饥荒中，大虬、毕莲仙的生存智慧和侠义心肠。但是最为成功的，则是作者对“四清”和乡村“文革”过程的深刻表现。从碧竹寨这两场运动的过程和细节中，我们看到了在当时被官方媒体所渲染的“反修防变”、你死我活的严重阶级斗争，如何在乡村社会被异化为痞子恶人们的为所欲为和好人的劫难。作者通过对毕莲仙如何被补划为地主、存根如何成为运动的“对象”而后又如何“下楼”等过程的描写，以及对所谓运动“积极分子”队伍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人际、家族原来的些小矛盾和仇怨，如何被放大撕裂成仇恨，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甚至合理的人生理想，如何被运动的领导者所利用，并以革命的名义行使着对无辜者的群体暴力。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恩选集》第四卷483页）从《大虬》中看到的正是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错误运用和它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的损害”和对好人的伤害。这是很真实又很深刻的判断和表现，在同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十分难得。与《大虬》思想方法和历史记忆的民间立场相一致的，是它选择的章回体和话本的讲述方法。但是作者在叙述中又大量借鉴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方法，如小说社会历史内容的拓展，对旧小说单因单果的情节链的突破，表现了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复杂性；又如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分析，对人物思想和心灵世界的丰富展示，等等。所以从总体来说，《大虬》既有传统中国小说线索的单纯、故事的生动，情节的起伏跌宕，作者倾向和思想观点的鲜明，又有现代小说社会历史内容的丰富、广阔，人物的复杂与深刻。另外，小说中以陕西关中农村方言为主导的叙事方式，不仅凸显着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而且为人们留下了生动丰富的关中方言资料，在语言大一统的现代化背景下，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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