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运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这些范畴已变成政治范畴。人在现时代所处的状况使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有效,因为原先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个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其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这个时代正在向集权主义迈进,即使在还没有产生集权主义国家的地方,也难免如此。可以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加以阐述和实践,只要精神能顶住公共的势力,只要私人性是实在的、是可以实在地期望的、并且是自我形成的;但如果个体既无能力又不可能自为存在,那么心理学术语就成了规定精神的社会力量的术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心理学来分析社会政治事件,就等于在从事一种恰恰被这些事件宣布为无效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正好相反,就是要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