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有掌故的癖好，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以为，这里有中国人一种特有的人文哲学观存在。昔者，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曾有这样一番论说：“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梁先生认为：“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是否真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我没有把握这样说：但是，“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则确是如此。吾国学术，无论经史，都讲究一个“通”字。“通”，既是基本要求，也是最高境界。那么，如何方可得“通”呢？我以为，故事是最容易“通”的。“通”什么？——通史，通事，通人，这些都是国人认为极重要的事。太史公著史，专讲故事，我想，这应该是受了吾国文化特有的人文思想基因的影响。那么，这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是否有关系呢？我想是有的。总之，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著述体例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认知世界方式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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