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劳动大众的事业。为劳动大众说话，是杂文家的庄严职责。离开了这个立场，杂文家就会变得轻浮，变得委琐，变得一钱不值。这里所说的为劳动大众说话，不是像上帝一样对众生施以悲悯，也不是像精英一样为愚人指点迷津，而是要有自知之明，真正懂得自己就是劳动大众的一员，要与劳动大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面包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是精英，而是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他认为理所当然又为人类所必需的工作。如果杂文家也有这样朴素而高贵的意识，那么他的创作就会成为劳动大众求生存、求发展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就会在享受劳动大众提供的衣食住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劳作和战斗间隙的休养，提供指向欺侮他们的群小们的匕首和投枪。只有沿着这样一条普通人都不可回避的道路，杂文家才能走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杂文创作才能获得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提高杂文的文化品位，是杂文创作的本质要求。没有文化品位，杂文就成了评论，成了流行词语的堆砌，成了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所谓文化品位，不是说一定要引用多少名言、多少典故，而是一种由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陶冶出来的文化气质的自然流露。具体地说，就是表现出一种视通古今、总揽天下的眼界，一种烛幽显隐、析肌剔骨的笔锋，一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一种天机独会、妙处自得的理趣，一种随手拈来、恰到好处的材料使用，一种不着斧凿、浑然天成的谋篇布局。只有这样的杂文，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心灵的净化、情感的慰藉、审美的愉悦。在这方面，伟大的鲁迅至今仍然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峰。我们必须学习鲁迅，但无须模仿鲁迅。我们应当自觉把握时代的脉动，根据自身的文化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杂文是人格的光辉。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是杂文创作的重要原则。所谓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就是要与批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良好的教养、高尚的情怀、雍容的气度，表现出挥洒自如、高蹈轻扬的精神优势。如果以一种非常狭小的器量对待批评对象，就会使杂文变成私愤的宣泄，变成辱骂和恐吓，甚至变成刻薄阴狠的深文周纳。某“著名杂文家”以杂文致人自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杂文，因其偏执和鄙陋，非但不能达到讽刺、批评对象的目的，反而招致读者对批评的厌恶。批评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的私情。个人应当代表人类的理性，代表人类的尊严、正义和光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人格优越性的根本所在。总之，杂文创作既是为了改造社会，也是为了改造自我；既是大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个人精神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热烈地主张所是、热烈地攻击所非，又要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既要像春蚕吐丝一样为社会贡献美文，又要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精华。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自己，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杂文创作就一定会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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