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年谱》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对其父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稹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拂，方才免于追查。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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