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十六个字的规格标准（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同时，红帮裁缝还创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四、20世纪80年代末为奉献期，在宁波、深圳、温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红帮老人，大多数谢世，健在的约有100多人，都已进入耄耋高龄。 据红帮老人介绍，奉化境内较为明显的红帮裁缝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一脉，另一支是以江良通为代表的江口镇前江村江氏一脉，再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镇顾家畈村顾氏一脉红帮裁缝历经风雨洗礼，终以精美绝伦的制作技艺，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宁波创建中国服装之都的历史底蕴，正有力地推动着欣欣向荣的当代服装业。1997年8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2005年“红帮裁缝”成功申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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