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谐:广西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之所以值得关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采用新的研究角度和理论、方法。以往以及当下研究广西民族和谐发展的论著,都是从历史学或民族学的角度出发,采用历史学或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虽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解开了此中的某些奥秘。但是,结论还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本书作者意识到,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既受民族政策等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同时又与地理环境尤其是与各自聚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仅从历史学或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民族政策等政治因素对该区域民族关系的影响,显然难以得出全面和周密的结论。因此,他们便转换视角,另觅蹊径,运用历史地理学主要是民族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将它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广西的民族地理及其对民族关系发生作用的机制,从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环境承载状况、经济地理及文化地理等几个层面,揭示广西民族和谐发展关系形成的地理因素,从而弥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不足。 其次,是资料翔实丰富。广西僻处祖国南疆边陲,文化教育的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内地。加上广西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汉文化传人并广泛传播后,壮族社会内部虽曾产生过“土俗字”,但始终未能得到普及,因此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对较少,而且极为分散。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本书的作者知难而上,他们除下大力气广搜博览、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外,还不辞辛劳,深入到左右江地区的百色、乐业、凌云、靖西、龙州、大新、凭祥、南丹、三江、罗城、龙胜、灵川、平乐、兴安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搜集各种资料。全书除利用社会调查中搜集到的资料外,还征引古代文献170部;现代方志、地图集16部;民国时期及现当代专著与调查报告100部、民国时期及现当代论文、工作报告、新闻报道47篇,资料翔实而丰富。这就为全书的撰述与论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再次,是颇多新颖的见解。由于采用新的研究角度、理论与方法,作者能见他人之未见,在书中提出了不少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研究的论著未曾言说的见解。例如,作者在分析汉唐、两宋、明清和民国时期广西地理环境的承载状况后指出,广西历史上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土地的承载指数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未曾超过警戒线。因为外来人口的迁入,虽然使广西人口不断增长,但在明代以前,主要是分布在平原地区,这些地方尚有可供开发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外来人口的迁入,又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着土地的垦殖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从而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因此,广西人口的增长始终没有超过土地的承载力。这种人地关系的状况,是广西民族和睦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