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吉辛治的友情充满了坚强的勇气、坚定的忠诚和温暖的人性，不论这种友情是对个别的人还是对中国。 我们1945年在延安一同工作之后，各自走上了自己坎坷的道路，通常只是通过朋友才偶然听到有关对方的消息。在我1962年退休之后，我们开始通信，这才使我意识到他对中国感情之深。在60年代，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简直是可望又不可及。我劝他更现实一些，写一部美军赴延安观察组（当时美国人俗称DixieMission一译注）的历史以及他本人与这个使团有关的经历（顺便插一句，我们在1978年仍然需要这样一部历史书）。他对此感兴趣，并且我高兴地知道仍有当时的笔记和许多材料，我们甚至谈过要寻求学术界和经济界的援助，以及联系出版商的问题。 后来，尼克松总统突然决定他要亲自访问中国。有吉辛治立即给我写信，他认为这定将改变形势。我回答说，是的，但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普通老百姓才会分享到这种好处。然而，等待的时间并不很久，就在次月，我成为有幸得到周恩来总理邀请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971年9月，我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在火奴鲁鲁见到怀着兴奋和期待心情的有吉辛治，并替他带信给孙夫人（宋庆龄）和其他在中国的朋友。几个月后，他就继我之后飞越太平洋去看望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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