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内容介绍：宋朝有几个显著特点：文化高度繁荣，文人政治明显，国力尤其是军力相对较弱，北方一直并存着强大的辽、金等政权。基于上述特点的宋朝对外交往，呈现出特别的形态。唐宋对外交往是建立在以华夏文化为轴心的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大交融之中的特殊形态的国家交往——以文化为基础的王道睦邻外交。唐与宋创造出的辉煌的文化成就，使它们理所当然成为这种王道睦邻外交的核心。而唐与宋文化成就相同、睦邻外交追求相同背后因国力不同形成的外交差异，又提醒人们特别关注宋朝的对外交往。研究宋朝的特有睦邻外交追求和实际成就，从中不乏现实启示意义。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外交概念有别于今天，外交主体的“国家”，相对于今天来说，既可能仍然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如高丽、日本、暹罗等，也可能已经成为了我国现在的一个民族，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中华民族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了。在这里，选取外交立论是基于一种狭义的理解，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个“朝代”的对外交往的研究，找寻历史规律，发掘历史本质，为今天的对外交往提供帮助。外交文书是外交工作的载体。作为官文书的种类，外交文书与一般的官文书相比，既有相同的要求，又有特殊的个性。如格式要求严格，规范化要求程度高等，这些都是文书本身的共同点。但外交文书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交往，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政体特点、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等，对外交文书又提出了自身的特殊要求，外交文书的形成也较一般文书更为复杂，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也有别于一般文书。因此，研究外交文书，就是重点挖掘这类文书的特殊性。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造就了“盛唐隆宋”的文化繁荣局面，但也导致宋朝的机构臃肿、冗员激增、武备废弛、国力空虚等。而以农耕为主的宋朝与以畜牧为主的辽、金、夏等朝的矛盾冲突，以及宋朝从未统一过北方的社会现状，加之宋朝试图延续所谓华夏“传统礼治外交”的努力，使得宋朝外交陷人了尴尬、混乱甚至非理性的局面。宋朝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既有汉唐大国礼治外交的延续余脉，又有对传统礼治外交的批判和瓦解甚至颠覆。宋朝外交文书文种相对固定，变化不大。如誓书、盟书等自春秋战国至我国现代外交的产生，几乎一直沿用。增加的文种主要有札子等。文书的体式更加规范，撰制过程要求更为严格。但无论是文种、格式还是撰制过程，都打上了严格的外交的烙印。如外交文书多以皇帝或“国家”的名义出现，“国家”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着外交行为和外交文书，未经允许或授权，地方政府不得对外藩用书。外交文书的文种选择、体式表达等，体现着外交行为涉及“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文书文种的职能，与国（朝）内单纯使用的官文书大不相同。外交文书的一个细节、一个落款、一个标点、一个用词……都可能引起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外交文书的撰制必须慎之又慎。宋与辽国、宋与金国、宋与高丽、宋与西夏是不同的外交模式。尽管宋与辽、金、西夏发生过大小不等的军事冲突，但宋与辽基本上是平等外交关系，宋与金是臣与君的外交关系，宋与西夏和高丽是君与臣的外交关系。透过宋朝与他们交往的文书，可以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外交规律。外交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民俗学、社会心理、宗教哲学等密切相关。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外交文书，可以看到外交文书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价值。外交文书的研究，对我国当今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以“国际”视野研究外交文书，鸟瞰宋朝的文化艺术成就，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宋人的文学、思想、思维，更为全面地分析宋朝的社会状况和对外政策，更为全面地探讨宋朝的内政外交。《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的作者是冒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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