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南希还算不上一个中国通，但是，她对中国的热情和执着令人钦佩。她对人的自身命运和行为方式的关注是超越国籍和文化的。这也就是她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表现得异常“配合”的原因。在《南希财智对话：西方主持人眼中的中国企业家》收录的二十五位采访对象中，并不都是中国企业家，也有是对中国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现象长期予以观察和研究的各界人士。对这些人的访谈，也从另一个侧面帮助观众和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简单但是又不那么容易达到的目的，我想，无论是南希，还是上海外语频道，乃至我本人，都多少可以松一口气，觉得我们多少还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情的。在此，我还要感谢上海容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及其总经理陆炯先生。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无论是《南希财智对话》这档节目还是《南希财智对话：西方主持人眼中的中国企业家》，都是难以成为现实的。陆炯先生虽然是我的前辈，但是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设想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并予以一一落实。应该说，正是这些朋友的努力和投入，才使得这档节目和《南希财智对话：西方主持人眼中的中国企业家》，成为上海国际传播事业中又一富有意义的成果。看过本系列节目的观众都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无论是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还是勤奋努力的打工仔，过于笼统的概括必然抹杀每一个个体的特点。张扬也好，沉静也好，不要说在不同人身上，哪怕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有所体现。简单地给中国企业家贴标签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商业版图的未来可能都是有害的。有些海外媒体多多少少对迅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家是否能遵守国际同性商业规则表示忧虑，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有更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正如南希·梅瑞尔女士一样，他们所关切的超越了这些规则本身，他们更关心这些既有的规则或者理念，如何在自我扬弃的痛苦过程中适应新的商业环境，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从每一个中国商业新锐的体验和观感中领悟他们的所思所虑，是不是也应该成为构筑未来商业文明过程中的应有之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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