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伴着整个东欧与苏联政权出乎意料的崩溃，一个新的严峻政治挑战开始凸显，并引起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深切忧虑。加强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并采取新的改革措施试图阻遏该波“浪潮”从境外延烧进中国，便是他们就此做出的积极回应。此种政治努力的集中体现便是1992年“十四大”的顺利召开，它提出的重大经济规划给予了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毫无保留的支持，从此中国开始进入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保持民众满意、维护社会总体稳定以及永葆政权正当性之主要策略的崭新时代。然而，意识形态似乎早已深刻地影响到了法律的生成，以至于在试图追赶西方邻居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中国既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显然无法支撑起这一目标，法律必须进行改头换面式的彻底修改，必须尽快地实现规则的市场化与现代化才可济事。而此等政治僵局的破解似乎具有一锤定音之效果，我国法学界迅即开始了一百八十度的偏好反转，开始全面关注并效法以德美日为代表的西方法制，然却似乎出于历史惯性使然而在无形中秉持了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实践逻辑，忽视甚至径直忽略与自身拥有更多家族相似性的前苏联以及中东欧国家的法制文明，曾经的显学近乎一夜问彻底丧失了既有的话语权，被扫地出门，视如敝履。时至今日。此种情形似乎未有根本性改观。虽然不可否认，此为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法制）现代化理论预设本身之必然，然从宏观视角观之，此种做法却可能在法律移植层面上因择选的启示来源的单一性而造就某种程度上的“营养不良”，而提供更为多元的待选项以供法律改革操作者进行契合本土国情、政情与民情的筛选、调试与鉴借，似乎更富成效日更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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