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思潮论稿（修订版）

　　1898年9月21日以后的四五年，是它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变法维新仅百余日即遭扼杀，这一严峻的事实迫使维新派以至一切忧国之士，势必要对救亡、变革的方略、途径作更深入的思考。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文书籍，对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较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梁曾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而且，由于身居异国，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思想言论上较前更加自由，更少顾忌。因为现实的制度变革已被迫中断，这也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理论思考和启蒙宣传。因此，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提供了较前更多的理论成果，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这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地思考。他们所发动的文化批判与重建工作这时也全面展开。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较之政变前的《时务报》更大。《新民丛报》出刊后，“国人竞喜读之，朝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后来，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承认，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到《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字的积极影响。大致说来，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起，戊戌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但到1903年，它的主潮地位为革命思潮所取代。早在“公车上书”前，孙中山即已成立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但势力与影响尚不大。“百日维新”被扼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沙俄强占东三省拒不撤兵……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变都在步步激发革命风潮的勃兴。到1903年，形势有明显变化。在这年年初（旧历元旦），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有人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演说。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接着，邹容、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造成巨大震动。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使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在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队伍便逐渐发生分化。一些人抛弃改良、投身革命，而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面对1903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梁启超结束了思想上的摇摆，公开反对革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以及游历北美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1903年秋梁从北美返回日本后思想大变。他公开发表了“告别共和”和“梦俄罗斯”的宣言，明确倾向开明专制。这时，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进行社会变革的基本主张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失去其先进性。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告别改良，投向革命。从此，革命思潮取代维新思潮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张锡勤，（1939～），男，江苏省扬州市人，教授。黑龙江省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黑龙汪省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以及中国伦理恩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含主编与合作）10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历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国家一级刊物30余篇，承担国家教育部及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项目多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