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史学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的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期望。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以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练运用考据的最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但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