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枫,作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时代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共创作、发表、出版小说、散文、杂文等百余万字,数次荣获各类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韩和捷克语在国外出版,并有作品被收入“人教版”、“北大版”中学语文教材。编著、主编的图书有数百种数千万字,责编的图书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近年来对随笔、散文尤为关注,并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体会。书摘:崔永元(以下简称“问”):我跟刘震云先生见面的机会挺多的,两个人一见面就开玩笑,很少有一个能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谈点儿正事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就约定说,咱们少开玩笑,多说正事,因为观众看开玩笑的机会太多了,他们可以买票听相声去,但是做电视节目,我们觉得还得说点儿正事,说点知识分子的事。现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网上很热门,但好像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这是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人约着打架,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刘震云(以下简称“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脑子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知识分子到底能看多远。这里牵扯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我们人类需要知识分子?整天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你在房间里读书,你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个民族要你干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借用你的眼睛。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比如讲,你是一位科学家,苹果掉在你头上,你确实应该发现地球是有引力的。还有像发明蒸汽机、汽车、冰箱等等,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你确实应该考虑如何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和未来的道路,而到底我们的知识分子做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