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太史公曰”、“臣光曰”,有“论曰”,有“赞曰”,无非是史家在相对客观的史事陈述之后,明确表达他的史观、史识,《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柏杨日”亦然,柏杨语译司马光《资治通鉴》,十年有成,八百六十二则“柏杨日”是另一项更重要的成就,辑录成书,以“《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为名,“通鉴学”在二十世纪再添成果,与王船山《读通鉴论》前后相互辉映。但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过去的史论家论史,从“太史公日”到“臣光日”,就只是孔门一家的框框之见,而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从他本身的现代多元文化背景,读不下去而痛批之,是为“柏杨日”,它为传统的论赞学打下了句点。所谓“读不下去”,约有以下数端,一是司马光所述的那个史事本身,其次是司马光之“所述”或隐或显表达的褒贬议论,最后是“臣光日”的史论所存有的价值。而司马光所代表的正是传统的儒家,因此柏杨通过“柏杨日”除了和历史对话,和司马光对话,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