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夏秋之交，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杂志社和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工作室联合组成了一个旨在保护、研究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非官方学术组织，名叫“建筑文化考察组”。这个考察组组成至今不过8个月，却已经踏访了8省40个县市约250处古建筑遗构、遗址，在《建筑创作》杂志上开辟了《田野新考察报告》专栏，陆续发表了考察报告8篇，约15万字、数百张新旧照片资料和实测图，这些连接传统与现代建筑文献的发表，使其在业内可谓成绩斐然。现该考察组拟将其撰写的考察报告陆续结集出版，总名为“田野新考察报告”，并已编辑完成了这套丛书的第一、二卷。出版在即，嘱我作序。我忙于公务，本无更多的闲暇，但这些报告我是每篇都读过的，因此愿以我的读后感言代序。记得前人说过：“史学即史料之学。”所谓史料，在现代史学界远不止是正史记载和档案汜录，更有价值的往往是那些须通过田野考察才能得到的实证资料。这个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田野考古方法”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基础，于20世纪初被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引进到我国，立即引发了我国由历史学领域波及思想界的一次飞跃：因为有了甲骨文的破译和其他各类出土文物的佐证，我们恍然发现现代人掌握的上古三代的可靠史料比孔夫子时代更为丰富、可靠。对于建筑历史学科和文物保护事业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刘敦帧、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先贤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氛围中，开启了一条以田野考察方法结合文献考证、建筑学本体理论，重新发见古代中国建筑体系的道路。他们是我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亦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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