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是十分贴切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