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已沦为道德沦丧和伦理缺失的社会。两位哲人以政商界为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政界，官员们只追求“自利”，为了自身利益，就像“墙头草”一样见风使舵，没有那种勇于牺牲自我，为信念殉道的坚定哲学理念；在商界，日本的经营者鼓励别人利他，自己却口是心非，不愿身体力行；在学校，老师并没有尽到传授给学生做人最低原则的义务，从而导致少年犯罪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把眼界放宽到全球范围，类似问题也不胜枚举。美国的恐怖事件频发，以牙还牙的战争永无休止，人类无法斩断仇恨的锁链，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针对这些问题，两位哲人不仅仅停留在忧国和哀叹的层面，而是指出了症结所在以及提出了对国家的寄语。两位哲人一致认为，当前日本的“病根”是战后的日本人从不考虑“人为什么活着？”这一本质性问题，内心缺乏笃定如一的哲学。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稻盛和夫提倡“人之道”，即重视以信仰和伦理为基础的“良心”。梅原猛则提出应该创建新道德，即基于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塑造了日本民族灵魂的优秀宗教的佛教、儒教和神道，再借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智慧而创建的道德。两个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他们呼吁，应该及早构建一个以经历漫长历史而形成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为精神基础的社会。具体到如何形成宗教所提倡的“慈悲”“爱”、“仁”、“自利利他”的精神，两位哲人结合儿时的体验、自身生活工作的经历，从文学和宗教等层面，围绕劳动的意义、导致美国恐怖事件频发的世界宗教的本质以及鼓励创造性的社会条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梅原猛认为“利他”就存在于劳动之中。稻盛和夫则认为劳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社会和他人”。而这种“为了社会和他人”和梅原猛先生所说的宗教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对于经营企业这种创造性劳动，稻盛和夫认为企业能否成功都取决于不懈的努力和灵感，而现在的日本社会却是对创新缺乏足够包容的社会，因此作者认为应该树立牢固的“利他”理念，并以此高尚的哲学观来重构日本社会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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