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之前有关这一时期翻译的讨论,一般只涉及严复、马建忠等人提出的译论。至于其时丰富的翻译活动,要么遭到忽略,要么被简单概括为“不忠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观。其中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界由对“五四”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对晚清文学、文化的重新定位;二是翻译研究范式的转移。前者为研究晚清翻译创造了足够的外部条件;后者则为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不再讨论忠实与否这一类问题,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翻译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功用。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就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展开研究,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晚清有关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下?为什么要翻译?选择了哪些西方女杰来翻译?依据什么原则做出的选择?如何翻译的?译者笔下的西方女杰和源语中的西方女杰形象有何差异?翻译动机和文本实际呈现的内容是否一致?西方女杰在其时的接受情况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制造“公众理想人物”有着重要意义。另外,检视这段翻译史,对妇女史研究也极具价值。从目前的研究看,学界对西方女杰传记翻译到晚清的过程还缺少关注。妇女史研究学者就西方女杰形象有较多探讨,但大都局限于将翻译文本当作创作文本使用。《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作者唐欣玉)拟从晚清知识分子具体的翻译活动入手,以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其间又集中围绕在当时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十女杰》一书,考察这十位西方女杰形象来到晚清的过程及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借鉴当代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视角,研究方法上采用总体描述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通过译作和原作、译入语文化语境和源语文化语境的对照,试图揭示晚清知识分子制造西方女杰典范形象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以及他们面对西方女杰和西学时的复杂反应。和晚清翻译活动大都“被界定在‘中国时局’上”一致,晚清知识分子翻译西方女杰传记,目的也在直接或间接为晚清救亡事业服务。在此一前提下展开的翻译活动,便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世界十女杰》一书的翻译也不例外。作为那个时代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从晚清局势出发,同时依照自身意识形态主张,有意识地筛选、强调、重组、忽略或扭曲西方女杰在源语境中的某个方面,从而建构出译者心目中理想的西方女杰形象。然而,这些迎合了晚清知识分子特定需要的西方女杰,其形象本身却处处充满了矛盾;其典范身份也因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简化、类型化,最终成为虽颇具权威但却空洞无物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