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是个大家庭，在“恩”字辈分里，周恩来排第七，我父亲周恩彦排第十三。所以，我们称周恩来为七伯，按南方人的习俗，称邓颖超为七妈。周济渠是我祖父，是周恩来的三伯父。1916年，周济渠回到天津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秘书，收入要比其他部门高，周济渠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他时常接济一些给四弟周劭纲和侄子周恩来。1917年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他也给侄子一些资助。妹妹保庄曾回忆： “当走到西花厅不染亭旁时，七伯说：这个地方（西花厅）可是与周家有关的两届总理的住地。我三伯父‘周济渠，的妻兄，就是保庄奶奶的哥哥，姓钱（钱能训，清光绪年间进士），做过內阁总理，也曾在这里住过，三伯父在铁岭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清朝末和新中国成立初，两届总理与我们周家有关，与西花厅也有关。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巧合，精神的默契与传承，确实应该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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