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从北京大学校长到监察院长
蔡元培为清末翰林,后倡言革命,创立光复会。民国初造,他出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而离职赴法留学。“二次革命”期间回国协助孙中山,失败后再次赴法国留学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广揽人才,设立了研究所,开近代中国大学之先河,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的名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甚至以辞职相抗,从而有了北大师生的“挽蔡护校”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先后参与发起“好人政府”、“联省自治”运动,均无果而终
大革命后期,蔡元培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成为国民政府的首任监察院长。后来,他专心学术,主持中央研究院。“九一八”事变后,他倡导民主自由,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营救革命志士
日军入侵上海,蔡元培举家逃亡香港,虽年老体衰,他却念念不忘祖国抗日大业,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一首《满江红》,砥砺士气。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极具哀荣
张伯苓：从南开校长到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少年接受新式教育,坚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南开学校秉着“三育并进”的教育理念,打破陈规,改革创新,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生
张伯苓广揽各方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任用。南开的费用多由张伯苓募集,张自称“一个化缘的老和尚”。在长期办学过程中,他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南开学子
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内迁,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为校委会常委之一。在他的全力操持下,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从未中断过课程和研究,为支持抗战输送了大批人才
抗战时期,张伯苓开始涉入政坛,忙得不亦乐乎,对蒋介石深信不疑。1948年,他出任考试院院长,达到政治生活的最顶峰。但很快就归于沉寂,隐居重庆。他的政治倾向的天平向共产党一方倾斜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伯苓变成了“前朝遗老”。去世后,丧事极为低调。直到20
世纪80年代,才重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谭延闿：从清朝状元到国民政府主席
谭延闿出身名门,年轻时仕途颇为顺利,是湖南两百年来的第一个状元,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他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在保护利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表现出了较高的民族意识
辛亥革命爆发后,谭延闿三次督湘。他先是支援武汉保卫战,后又转而支持袁世凯,却因“二次革命”中闹独立而得罪袁。他采取南北依违的政策,提倡“湘人治湘”却被指责为因包办制宪而落寞离湘
谭延闿回顾过往，他决定跟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拒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职务；他调遣湘军协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孙中山逝世后，他支持国共合作，反对“西山会议派”
中山舰事件后，谭延闿发挥“药中甘草”的作用维持国共合作，他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纵容了蒋介石篡党夺权。他与汪精卫合谋，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后，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谭延闿是蒋、宋婚姻名义上的介绍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改任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因脑溢血突发去世，受到国葬之隆誉
于右任：从上海大学校长到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幼年丧母,由伯母抚养长大。小时候放过羊,后才接受正规教育。他在父亲、伯母等人的影响下饱读经书,多次参加清政府的“考课”,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新思潮传来,他极为振奋
于右任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逐渐对腐朽的清王朝感到不满。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他的这种不满情绪更甚,并遭到清廷拘捕。他向往革命党人云集的上海,便辗转赴沪
于右任在创办了复旦公学后,又先后办了四份报纸。1912年,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理交通部部长。护法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致力于家乡的政府和教育建设,后担任上海大学校长
国共合作破裂后不久,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历时30年,是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人。抗战前夕,他帮助发表了中共对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声明,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抗战期间,于右任为《民族诗坛》写词谱曲,宣传抗战。并极力反对官僚资本膨胀,关心战士补给。解放战争时期,他暗中解救了许多走“第三条道路”的人。1964年,他在台湾病逝
王宠惠：从民国第一法学家到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早年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后留学日本攻读法政,并参加辛亥革命。任北洋政府第一任司法总长、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民国初创,他任外交总长,有“民国第一法学家”之誉称
辛亥革命失败后,王宠惠重返北洋政坛,主持法律的编订工作,并出任“好人政府”总理。后来他活跃在国际法学界,并任海牙国际法官。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他提出收回法权,却未获成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宠惠追随蒋介石,成为司法院院长,为蒋介石炮制反民主宪政的政纲、法规。后出任海牙国际法官。“九一八”事变后,他受蒋介石委托向日本外相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三原则
王宠惠出任外交部长,积极谋求中日间的外交解决,积极游说英美,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他亦重视对内宣传,鼓舞国人坚定抗战的决心。他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国策顾问
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他修改“五五宪草”为蒋介石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服务,并出任“行宪国大”后的首任司法院院长。到台湾后,他在古稀之年仍担任“司法院院长”,支持蒋介石“复职”
吴鼎昌：从《大公报》社长到总统府秘书长
吴鼎昌出身师爷世家，具有左右逢源的天赋。从大清到民国，他始终脚踏两只船，政坛商场两不误，曾创立四行储蓄会，两度介入民国内阁，真可谓“刀切豆腐两面光”，输也吃糖何况赢
吴鼎昌出资创办《大公报》，以“四不主义”为办报方针，但却对国民党“小骂帮大忙”，这成了他投靠蒋介石的敲门砖，他摇身变为政学系的门客、蒋介石的属下
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长,推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他提议成立农本局,创办县市合作金库。以文官兼任武职,主政贵州达7年之久。他创办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抗战后,吴鼎昌为国民政府文官长。他献策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没想到弄巧成拙,搞得国民党好不尴尬。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他感叹“已难以下船了”。后来,他虽心生悔意,却已无力改变
邹鲁：从中山大学校长到国民党中常委
邹鲁早年加入同盟会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特派员,发表战斗檄文,讨伐陈炯明叛军
邹鲁奉孙中山之命,先后主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他在青年活动的管理方面颇有建树，他起草的《青年运动政策决议案》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邹鲁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阳奉阴违,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后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广州三月二九日革命史》是他作为史学家的成名之作。旅欧期间,对中国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意见
邹鲁复任中山大学校长之职后,针对流弊,锐意改革,中山大学遂成为中国著名学府之一。他坚决主张抗日,从事“倒蒋”活动,主要从事宣传和国民党党史的修订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支持蒋介石独裁统治
张君劢：从北京大学教授到民主社会党主席
张君劢自幼就胸怀抱负，18岁时，张君劢东渡日本求学，并结识梁启超。旅日期间投身政坛。回国后，从“联袁”到讨袁，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张君劢回国后先参加了研究系,并在北洋政府任职,又被聘为燕京大学教授。后在德国、法国学习唯心主义哲学三年,适逢五四时期被批为“玄学鬼”。国民党执政后,他发起筹组国家社会党
抗战爆发后,张君劢参加国民参政会,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先后参加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后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参加联合国会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并与民主宪政党人来往
抗战胜利后,张君劢参加政协会议,起草宪法。他是新的民社党的党魁,并脱离民盟单独参加伪国大。解放战争胜利后期,他又向蒋介石呈递了国共和平谈判纲领。此后他离开政坛,赴海外讲学
离开大陆后,张君劢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又办《自由钟》杂志,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晚年他主要从事儒学研究,并认为儒学有当代价值和复兴之必要,到处鼓吹新儒学并作环球讲学,影响甚大
叶楚伧：从《民国日报》总编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叶楚伧1903年在十分西式、开明的浔溪公学读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7年，进入《中华新报》社，从事新闻工作。1909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叶楚伧曾经担任粤军秘书兼参谋。后弃武从文,先后创办、参与了《太平洋报》、《民立报》、《生活日报》、《民国日报》等报的工作。他创办了《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提倡白话文
在国民党“一大”上，叶楚伧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持保留态度，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思想开始向右转，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成为蒋介石的亲信
叶楚伧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但政绩平庸。他身兼20多个职务,可谓“官可等身”,但大多是虚职。他以“药中甘草”自居,斡旋于官场。他为官清廉,待人谦和,最后病死在上海宣慰使任上
顾维钧：从留美博士到国务总理
顾维钧,是“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极有才干,英俊的面孔给他带来了不少好运,真可谓“官运与桃花运并享”。他的三次婚姻分别“主贵”、“主富”、“主爱”,令人羡慕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从事外交活动的起点,他拒签《凡尔赛和约》,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并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在北洋政府时期,官至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
顾维钧在国民政府历任要职，在外交斗争中功勋卓著，并极力促成了各派代表共组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
国民党政权失掉了大陆后,顾维钧在美国的地位十分尴尬,在国际重大事务中处处受排挤,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时时受责难。1956年,他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官生涯
1957年,顾维钧开始任国际法院的法官,长达十年,后又被任命为国际法院副院长。晚年的他主要忙于写回忆录。逝世之后,他获得的好评如潮,可谓“善始善终”了。他是中国外交界的一个奇才
王云五：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到行政院副院长
王云五小时候,父亲有意培养其经商。在做学徒期间，他刻苦自学成才,早年在许多学校教英文。主持同乡会迎接孙中山回国时,他受孙中山赏识,任总统府秘书、教育部司长
商务印书馆是王云五一生事业的起点。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扩充了各部门机构,完善了学科设置。他以自己名义编了不少书,有“四百万”之誉
“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经营商务印书馆有方,逐渐成为全国出版界“执牛耳”者,并为当局所器重,开始步入政坛,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效率委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委员和国难会议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云五成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蒋介石大帮其忙。他还促成了七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行政院副院长,搞出“金圆券”事件,备受指责
在港期间，王云五以讲学为主，后办华国出版社。赴台后，他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推行改革却无成效。淡出政坛后，他成为博士生导师，有“博士之父”之称。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颇有成效
翁文灏：从代理清华大学校长到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是中国留学生获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常年组织地质考察、金属勘探和地震学实地研究,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
翁文灏任清华大学代校长。本无心从政的他却因报恩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抗战开始后,他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为工厂内迁、资源开发、保证战时供应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却也不堪特务的骚扰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原打算辞职,投身于自己心爱的地质事业,却糊里糊涂地成为首届“行宪内阁”的行政院长。他已难下“贼船”,看着刺眼的战犯名单,仰天长叹：“晚了!”
翁文灏曾决定在共产党拟定的和平协议上签字,但由于李宗仁的不同意而再酿大错。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悬崖勒马,弃暗投明。1951年,他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翁文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中共方面对他礼遇有加。他临去世前仍然劳心国事,在地质工作上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四大奠基人之一
陈布雷：从《商报》主编到蒋介石“文胆”
陈布雷是“民国以来,在言论上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记者”,先后为《天铎报》、《民权报》、《申报》等报刊撰文,翻译了《韦氏词典》。他在《商报》上讽议时政,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政见遥相呼应
陈布雷以其犀利的文笔和非凡的文采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又因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而成为蒋的“文胆”,“文章
机器”成了“政治笔杆”,他的显赫是其他国民党大员无法比拟的
陈布雷一生“俭朴”、“肯干”、“有人缘”,权重而谨慎,位高而检点。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一生起草过无数文稿、电文,最得蒋介石之欣赏,蒋也尊称他为“布雷先生”,其他大员称他为“大手笔”
抗战前夕,蒋介石在侍从室内改设两个处,陈布雷任二处主任,当起了蒋介石的秘书头子。抗战期间蒋介石的许多公文和演讲稿都是陈一手起草的,且蒋介石很少改动。一时间,陈布雷“权倾朝野”
陈布雷一生聪明,工于心计,足智多谋,最后自杀而去,令人费解。其因可能是对国民党的绝望和自己油枯灯灭的恐惧。陈自杀后,蒋送“当代完人”匾,也感到末日将至
王世杰：从武汉大学校长到外交部长
王世杰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家乡参战。后公费留学欧洲,成为著名法学专家。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和李大钊一同组织民权大同盟,并创办《现代评论》
王世杰继李四光、刘树杞后任武汉大学校长。他精选校址,力排众议创建武汉大学,四处奔走筹措经费,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一手把武汉大学办成了当时国内一流名校
王世杰的办学能力受到蒋介石赏识,先后被任命教育部长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协调与各党派关系,后又任外交部长。他醉心于政党政治,强调以“选票”解决问题,宣扬“军队国家化”
抗战期间,王世杰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智囊团成员之一。抗战初期主持起草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抗战后期任外交部长,先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商约》
王世杰为书生从政，一直未失书生本色，严谨、谦逊。到台湾后，因牵涉到“吴国桢案”而下台。晚年的他仍念念不忘为之奋斗的武汉大学，要求墓碑上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胡适：从北京大学教授到驻美大使
胡适的童年是不幸的,在“旧新公学”事件后曾意志消沉,后痛改前非考上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生,受杜威影响颇深。他是《新青年》的主要海外撰稿人,回国后,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干将。五四运动后,他同李大钊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又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刊物参与政论,鼓吹“好政府主义”,最终成了国民党的帮手
抗战时期,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驻美大使,“桐油贷款”外交一战名声大噪。美国参战后,胡适在政治上逐渐受到排挤,终辞职潜心考据,并到美国各地讲学,成为全美著名的“文化大使”
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大校长。“行宪国大”上,他错失了当总统的机遇。国民党败亡后,他寓居美国,从事讲学和写作活动。他的儿子胡思杜拉开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大幕,胡适遭到了旷日持久的批判
在美国当了九年寓公后,胡适“应召”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自由中国》案发,因他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难辞其咎。1962年2月,因心脏病逝世
曾琦：从青年党党魁到“国大”主席团主席
曾琦早年在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任主笔。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并与李大钊一同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在法国留学期间同李璜等人成立“巴黎通讯社”
在法国留学后不久,曾琦通过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政治,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转向信仰国家主义。后又组织中国青年党“开反共之先河”,从未更改
青年党竭力鼓吹清党反共,《醒狮》周报成为其反共的喉舌,甚至李大钊被捕后,身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仁的曾琦不但不营救,反而要北洋军阀杀李以除后患。但因主张民主政治,青年党也并不容于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曾琦一面呼吁抗日，一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但西安事变后，蒋、曾开始合作。抗战开始后，曾琦留在了沦陷区，先在香港，后到上海和华北
抗战胜利后,青年党一跃成为大党,曾琦活动频繁。“行宪国大”时,他曾任主席团主席,曾被人们骂作“坠入妓院的火坑”,受到人们的鄙视。1950年,病逝于美国
朱家骅：从北京大学教授到行政院副院长
朱家骅自少年起就胸怀大志，倾心革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曾和同学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队”，该组织名为抵御外侮、抗击强权，实为反清秘密革命团体，但以书生身份从政，难免受挫
朱家骅一向自视甚高,出言不逊得罪了蒋介石,转任广东大学教授又因祸得福,整顿广东大学使他名声大振,并以教育家自居
朱家骅以书生参政,唯才是用,主张通过公开考试选拔政务人员,后又成功整顿浙江财政,在教育方面也建树颇多,他整顿中山大学,改革中央研究院
抗战期间,朱家骅也政绩斐然,不仅尽全力保护故宫珍宝,在派系争夺方面也有一手。他组成“新CC系”,与陈氏“CC系”不分伯仲
朱家骅在台湾重振“中央研究院”,可谓煞费苦心,最后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王世杰。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也是他一生的心病
张道藩：从著名画家到教育部常务次长
张道藩自幼聪颖好学,考入当时极负盛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的绘画天赋渐显。虽身处困境,却从未放弃继续升学的志向
张道藩先后到英、法勤工俭学,专攻美术,成为第一个拿到英国大学美术文凭的华人,后经邵元冲、刘纪文介绍入中华革命党,并成为国民党伦敦支部评议长
回国后,张道藩开始涉足政界。北伐期间前往贵州发展党务险些送命,却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后又同刘纪文一起负责南京市城建工作,终受贪污案牵连而辞职
从政的同时,张道藩坚持文艺创作,屡有优秀的戏剧、话剧、散文作品问世,可谓政治、文艺双丰收,在国民党内也可谓难得的人才,受到各方称赞
张道藩追随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仍活跃在文艺界,对台湾复兴时期的文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受命出任“立法院”院长,仕途登上最高峰
陶希圣：从中央大学教授到《中央日报》总主笔
陶希圣早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并支持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时期,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但极力反对农会、工会的斗争及学生运动。国民革命失败后,追随汪精卫
宁汉合流以后,陶希圣先后为《新生命》月刊撰稿和主办《食货》半月刊,开创了社会经济史这一新领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发表《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文,污蔑共产党人的人民阵线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陶希圣参加“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散布反战言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左翼文人的第三条阵线
陶希圣后来随汪精卫叛国向日妥协,任汪精卫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但后来还是脱离了汪伪政权,并公布了汪日密约,也算立了一功
回重庆后,陶希圣投靠蒋介石,代蒋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受命主笔《中央日报》社,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文臣。到台湾后又为蒋草拟了许多著述,反共之志未改
张厉生:从上海大学教授到行政院副院长
张厉生是李大钊的同乡、周恩来的同学,但与后两人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法国留学期间,他就一头扎进国民党怀抱。他对蒋介石始终忠心耿耿,组织“诚社”,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张厉生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其平常出身跻身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历任内政部长,操持两次“国大”选举,使蒋介石如愿当上“总统”。国民党败退之际,他顶着19号战犯的帽子仓皇逃亡台湾
张厉生与陈诚配合默契,经营台湾,政绩突出,深得蒋介石垂青。后出任“驻日大使”,因日本与台湾疏远,被蒋指责为“工作不力”。从此,赋闲在家。他官高位显,却德廉耿介,晚景凄凉,郁郁而终
张其昀：从地理学家到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张其昀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海滨邹鲁”。在竺可桢、柳诒徵等大师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史地研究感兴趣,成为旧中国地理学专家。张其昀一边教学,一边游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著作甚丰
张其昀的研究范围推及军事领域,他在国防建设方面有着深刻的思考。他的著作发表后引起学界的注意,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最年轻的评议员。他应恩师竺可桢的邀请,到浙江大学任教
浙大西迁后,张其昀任浙大史地系等4个单位的主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地理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遵义新志》,在地方志的许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加入国民党,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张其昀到台湾后,依然活跃在学界和政界。担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后,他采取各项措施,发展台湾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他著述颇丰,是当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
吴国桢：从留美博士到上海市市长
在南开中学,吴国桢与周恩来既是同学又是金兰之交,两人却因信仰分歧而分道扬镳,后入清华大学,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得李宗仁赏识,任汉口市市长,因治政理财能力超群而受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赏识,名声传入蒋介石耳中
蒋介石坐镇汉口“围剿”红军时,吴国桢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后渐受蒋介石重用,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市长等要职,于财政、市政建设、守城和外交诸方面均政绩斐然
抗战胜利后,反迫害、争民主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爆发,吴国桢一面竭力平息,一方面对学生较为宽容,甚至顶着蒋介石的压力保护学生。后因上海“打虎”,与蒋经国结下怨仇,被说成是“夫人派”
到台湾后,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在治理社会、争取美援方面功绩卓著,得到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有意传位蒋经国,吴与蒋氏矛盾发生,又与陈诚不和,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难以为继,遂以退为进
随着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吴国桢的作用日渐减少,于是辞职出国。又由于“王世杰”案,他与台湾当局隔海对骂。吴国桢想效法李宗仁回祖国大陆,却未能成行，也是一桩遗憾之事
褚民谊：从医学博士到汪伪外交部长
褚民谊早年留学法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娶妻陈舜贞,成为汪精卫的连襟,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和广东医学院院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任秘书长,有“三子”秘书长的“美誉”
在汪伪政府中，褚民谊为第四号人物,任行政院副院长和外交部长,为汪精卫卖国活动竭尽卖力之能事。后又任驻日大使,涉及卖国条约都是他所为。日本投降前夕,任广东省省长,为陈璧君守摊子
抗战胜利后,褚民谊大拍蒋介石的马屁,却被蒋介石诱捕。在法庭上,他装疯卖傻、洋相尽出。他在狱中写出长达万言的书面答辩,竭力为自己辩护,把罪责都推给汪精卫,仍被判处死刑
为免一死，褚民谊制造出荒唐的“献宝案”，却引起舆论哗然。法院维持了对他死刑的原判，褚民谊满心的期望终究成了绝望。令他欣慰的是，获“第一夫人”陈璧君的送灵。临行前，他希望把遗体做科学研究用
参考文献
后记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