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军方略：《心书》解读

序

自序

一、兵权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课时说：诸葛亮，当其未出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因此，对于德才兼备的人，只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逐恶
大千世界，千奇百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单单一个“离”字并不能从根本上“逐恶”。况且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只有正确运用“教、堵、疏、容、惩”五法，才能实现诸葛亮所倡导的“逐恶”。

三、知人性
知人虽难，并非不可知；庶民虽众，也非兼可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领导者必须在实践中掌握知人之要，不拘一格挖掘人才，择贤而用，这样才能既不埋没人才，又使事业取得成功。

四、将材
“仁、义、礼、智、信、勇、严”这七个字包括了很广泛的内容，只要赋予新的含义，其精神实质不仅适用于带兵打仗的将领，而且也同样适用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五、将器
人的品德、志向、才能和性情不同，在相关的地位上才能发挥特长。有的人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具有当主帅的素质；有的人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具有当配角的素质。

六、将弊
诸葛亮在本篇中认为，为将之道有“八弊”；唐德宗时的著名宰相陆贽认为，君臣之道有“九弊”。为将者不革“八弊”，则军何以理？为政者不除“九弊”，则国安能治？弊者，害也。因此，素有“北国卧龙”之誉的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就说过：“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七、将志
曾几何时，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的女主人公阿信的形象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老百姓对她那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深为敬佩。不幸的是，生活中真实的“阿信”所创办的八佰伴公司，由于过分逞强好胜而经营不善，不得不宣告破产，“阿信”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八、将善
曹操以高超的谋略，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堪称我国历史上为将者“五善四欲”的典型代表。“将善”的要求不仅对于领兵打仗的将领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商战中的企业领导人也有借鉴作用。“世界船王”包玉刚在商战中的智谋策略，也很有典型性。

九、将刚
在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都主张以柔克刚，以弱制强。“柔”与“刚”是两种不同的特性，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此，刚柔相济才是高明的策略。

十、将骄吝
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将领关羽和项羽，都是将领中的佼佼者，曾经不可一世，但由于犯了骄与吝的为将大忌，一个骄而被斩，一个吝而自刎，都留下了千古遗恨，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其根源之一就是“骄”；贪污腐化侵害群众利益，也是“吝”的一种表现。

十一、将强
发扬“五强”，革除“八恶”，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修养。如果肯于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群策群力，使事业取得成功；反之，人民就会与之离心离德，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直至走向灭亡！

十二、出师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没有具体内容，徒有好的形式，也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国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对受命出征的将领交代清任务，提醒应注意的事项，这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选准人才，然后放手使用，让将领有职有权，充分施展才能。

十三、择材
作为一位合格的领导者，一定要有一种宽宏大度的雅量，以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对待部下，天长日久，就会得到别人的信赖，而且也会逐渐了解人的特点与长处，从而在关键时刻发挥他们的作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十四、智用
“顺天、因时、依人”要求领导者具备三方面的才能：首先要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客观存在的事物，对其本质特点具有透彻的了解与掌握；其次要正确判断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与方向；最后还要不仅学会顺应形势，更重要的是能够因势利导，使它朝着自己希望最好的方向发展。

十五、不陈
以力服人只是权宜之计，以德服人才是长久之策。但是，“不陈”并不是不重视实力，而恰恰相反，“不陈”的后盾正是实力，而不是单纯依赖道德的力量或者侥幸的心理。主张“非攻”的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并不是靠他的思想与口才，而是靠他的守城之法折服公输般与楚王的。

十六、将诫
“揽英雄之心，总文武之道”是最基本的管理原则。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有成就的军事家不重视从思想上建军，也没有哪一支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而打胜仗。世界上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也无不秉承这种指导思想，认为人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企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创造精神的发挥。

十七、戒备
安而不忘危，思危才可以求安；存而不忘亡，戒亡然后可以求存；进而不忘退，虑退然后方能得进；治而不忘乱，惧乱然后可以保治。所以，“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应该是任何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重要行为准则。

十八、习练
一个人要想堂堂正正地立于世间，首先要“修德”，其次才是“广才”，这二者都是“习练”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才”相对容易，“修德”则甚为艰巨。高尚的品德则需要有一个好的出发点，还需要长久磨练意志，静心思考体味，从而在生活中慢慢养成，这样在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

十九、军蠹
除了军队之外，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军蠹”。例如，大名鼎鼎的里森就是英国巴林银行的“军蠹”。清除“军蠹”固然重要，但铲除“军蠹”产生或赖以生存的土壤则更为重要。靠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靠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的运作程序。

二十、腹心
领导者要想得到真正的“腹心”，必须做到四点：与下属必须思想一致、志同道合，这是得到“腹心”的政治基础；对下属必须任人为贤、不论亲疏，这是得到“腹心”的道德基础；对下属必须诚心相待、心心相印，这是得到“腹心”的感情基础；对下属必须善加体恤、褒奖提携，这是得到“腹心”的物质基础。

二一、谨侯
海洋之所以成为百谷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处于最低的位置，有巨大的容纳量。无论是企业、团体，还是政党、国家，其领导人一定要努力做到宽宏大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成就事业，否则，就会导致众叛亲离，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宽容和民主是最重要的“谨候”。

二二、机形
有人说：“智慧的人创造机遇，勇敢的人抓住机遇，愚蠢的人丧失机遇。”“机遇”很吝啬，它往往象闪电一样稍纵即逝，总是垂青于那些智慧与勇敢的人。拿破仑说过：“有时候，我会是一只善变的狐狸，犹豫不决；另一些时候，我就会变成一头凶猛的雄狮，坚决而果断。”

二三、重刑
“重刑”的本质含义就是厉行法治，这是政治家治国治军的根本指导思想。企业经营与带兵作战从根本上看也并没有多大差别，执法严明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同样重要。特别是那些处于困境的企业，要想重新崛起，更要贯彻“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的方针。

二四、善将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将相之才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善将”的就是“两武”：武侯诸葛亮与武穆岳飞。“两武”结合，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历史上将帅群星谱中两颗耀眼的明星。令人遗憾的是，岳飞虽然“善将”，却不善“谋身”，最后丧身于风波亭，留下一桩千古奇冤。

二五、审因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大抵都得之于民，失之于民，因此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说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二是说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因此，《诗经》中才有“殷鉴不远，在夏之后世”的警世恒言。

二六、兵势
人们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说法的本意是想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其实是把三者截然分开了。天、地、人这三个因素从表面看来，是互不相关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三个字的真实含义。

二七、胜败
如果“土壤”不合适，再好的“种子”也会枯萎；即使由于某种偶然因素而长出来，也只能象一棵在荒原中孤立生长的小草，经受不住无情风雨的残酷摧折。因此，只有建立起一套权力制约机制和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才能真正使“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从而使事业取得胜利。

二八、假权
“假权”作为一种个人的道德勇气和决断素养，固然必不可少，但在现代社会中，仅有“假权”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制度上确立各自的责权利，避免各级领导决策的随意性。

二九、哀死
在战争中，将领体恤士卒，善待百姓，能够提高士气，使团队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在企业经营中，企业领导能否具有这种精神，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实践诸葛亮所提倡的“哀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这是促进人尽其才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三十、三宾
清人魏源说过：“为国家厘细务百，不若定大计一；为国家得能吏百，不若得硕辅一。”像萧何、张良、陆贾、诸葛亮等人，确实是“万夫之望”，是为国家定大计的硕辅之才。凡是想成就大业者，必须将他们引为上宾，否则的话，这些人必为他人所用，到头来自己一事无成。

三一、后应
战争也好，商业竞争也好，政治纷争也好，无论是什么领域，或者以什么方式解决争端，总有一个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问题。政治家、军事家或者企业家，都应当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诸葛亮所倡导的“用兵之智”是处理一切争端的最佳方式，《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关于“阳光政策”的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

三二、便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安邦的“便利”就是所谓的“法”、“术”、“势”。“法”是政策，“术”是方法，“势”是领导者的权威，这三者缺一不可。“法、术、势”结合得好，表面看来是一种工作能力，实际上更是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作风。“便利”的条件很多，关键在于遇到具体问题时是怎么个“便利”法，现代社会中人应该仔细体味个中奥妙。

三三、应机
美国著名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博士“无中生有”，在别人找不到油气的地方找油气。我国著名的长虹公司“人弃我取”，在其它厂家都生产大屏幕彩电时，生产以供应农村市场为主的中、小屏幕彩电，使企业获得极大成功。他们这种“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经营策略，是一种高明的“见机之道”，现代经营者一定要善而用之。

三四、揣能
“主圣将贤”是夺取胜利的根本因素。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众，主要得益于他的“执法严明”与“唯才是举”。曹操以自己的文治武功，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的政治活动、军事韬略以及文学创作，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三五、轻战
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对武器装备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历来予以高度重视，但古今中外无数史实证明，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清明的政治环境与优良的军队素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只有在总体思路正确的前提下，敢于碰硬，严明执法，职工才能“轻战”，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三六、地势
地势对于军事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从有战争的那一天起，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就在努力探求地势在战争中的影响与作用。在商业竞争中，地势的作用虽不表现为血与火的激烈搏杀，但也同样具有关乎兴衰胜败的重要意义。因此，高明的企业家，无不注重地势的作用。

三七、情势
台湾的罗吉甫写了一本书叫做《商战孙子》，根据孙子的“五危”，指出企业经营中也有“五危”，企业家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反思的尺度。巨人集团、飞龙集团以及仟村集团北京公司的领导层，都对自己以前的经营失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都为他们展现了可能再度辉煌的前景。

三八、击势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而吏治腐败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卖官鬻爵”。诸葛亮说：“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我们可以说：“今之治国者，必先固根本而后强之。”这个“根本”就是干部选拔制度的科学、严密和干部队伍的廉洁、高效，前者是民主的体现，后者是民主的结果。

三九、整师
在伦理学词典中，有一个“舍己为群”的成语，它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蔡先生认为，人是群体的动物，不能孤立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有舍己为群的义务。通俗一点讲，一个人必须要“合群”；只有“合群”，才会有“团队精神”；只有发扬“团队精神”，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四十、厉士
是否善于鼓舞士气、调动积极性，是衡量一个将领带兵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正面厉士固然重要，但响鼓还须重锤敲，有时候从反面厉士可能更为有效。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有点成就，就必须经受逆境的磨练与考验。此外，厉士之道虽然是将领带兵打仗以及个人加强修养的必备方略，管理企业也概莫能外。

四一、自勉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性”，加强自己的“德性”；在此基础上，还要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这也是为将者进行“自勉”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

四二、战道
人们对“龟兔赛跑”的故事耳熟能详，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古老故事的新启发是：现代人光凭武勇或勤苦（单指体力上的）是不够的。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想在人海中冒出头，更重要的是点子——事业上的创意、人生的新诠释、人情的新领悟、使人有“一点即通”之感的新想法。

四三、和人
“和”既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也是人类创造性的源泉，因而它就应该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宽容才能“和人”。有些事情，光靠冠冕堂皇的纪律、道德或者准则来约束，未必一定有效，这就需要当事人以自己的智慧或独特的方式，达到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和气的效果。因此，“和人”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德。

四四、察情
“察情”对于将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政治家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素质。宋朝的寇准“慷慨多大志，刚直伴一生”，但一生坎坷。除了北宋王朝的昏暗、腐败之外，他的不善于“察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察情”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德。在现代社会中，领导者一定要具备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察情”本领与品德。

四五、将情
我国历史上的名将，如李广、史可法、左宗棠、彭德怀等，大都具有廉洁律己、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美德。只有具备这种品德的人，才能虽死犹生，流芳千古。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那样：“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四六、威令
为将者要严格执法，否则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为官者亦然，否则就形不成权威。无数事实证明，严与不严，其结果大不相同。在1998年夏季的抗洪抢险中，有极少数干部违反纪律，受到严肃查处，这真是大快人心。

四七、东夷
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虽然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但在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鲜卑族的檀石槐与女真族的阿骨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学习的一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四八、南蛮
东汉末期，民族矛盾尖锐复杂，诸葛亮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因此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的正确的民族政策。诸葛亮在平定南中的过程中，采取了“攻心”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纵观整个三国时期，就民族政策而言，诸葛亮是最为明智的，曹操次之，孙权又次之。

四九、西戎
汉宣帝时的老将赵充国，采取屯田政策，安定民生，消除边患，较好地解决了汉族与西羌之间的矛盾。后世的曹操首创将少数民族从原居住地迁往中原地区的强制性移民政策，结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被史家称为“五胡乱华”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的混乱局面，就是这种移民政策造成的恶果。

五十、北狄
汉武帝刘彻五击匈奴，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对中国北部地区的入侵骚扰；唐太宗李世民抛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意识，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被当时各少数民族拥为“天可汗”。目前国际上地区冲突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矛盾与种族矛盾逐渐暴露。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平谈判，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