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于文善编著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这一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也是抗哉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第五章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度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