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国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和不断改善的契约制度环境为现实背景,以新新贸易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议价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在一个“北方一南方”两国框架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组织和利益博弈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全书着重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国际生产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些采用直接投资而另一些采用契约安排?第二,为什么不同行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会存在结构性差异?第三,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禀赋因素如何影响国际生产转移?制度变迁和市场规模对国际生产活动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有何特殊意义?第四,决定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本土企业如何摆脱“分工陷阱”的锁定(10ck—in)并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跨越升级?在全面评述国际生产理论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书围绕上述问题构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模型。首先,用供应成本替代传统的生产成本,建立基于产品内分工和企业异质性的直接投资模型,综合考察要素禀赋、贸易投资成本和市场规模对比较优势变迁的动态作用,揭示市场规模对国际生产转移的杠杆作用机制。随后,引入制度质量变量将离散的最优化厂商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融合为连续的广义契约模型,综合考察制度、技术和禀赋因素相互作用下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外包的演变机制,揭示制度质量对国际生产转移规模和技术层次的双重作用机制。最后,以广义契约模型为基础对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国际生产利益分配的关键变量进行参数化定义,并从博弈规则和企业能力两方面揭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提出改变谈判结构、提高本土企业谈判能力的可行策略。本书强调了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制度因素对国际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吻合了全球生产组织范式变革和中国作为制度转轨中后起大国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全书以广义契约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模型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基准和明确的逻辑一致性,实现了国际生产组织方式与利益分配问题的理论统一,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现实的微观国际生产理论分析框架,为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双边博弈提供了一个严谨的理论基准。模型的可仿真性使相应理论结论在政策应用方面具有确定的可操作性,结合中国现实背景的理论构架更突出了其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