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由于《礼记》被尊为“十三经”之一，所以《大学》、《中庸》也就被历代学人诵读。客观地讲，它们在义理的推阐上较之《礼记》其余篇章要深奥许多，但在唐以前，它们并未受到过分的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兴起古文运动，提倡传统伦理观，才开始重视这两篇文章，把它们视为至高无上的“经书”。到了北宋时期，这两篇文章更受重视，神宗皇帝把它们颁赐给大臣，大臣们（如苏轼等）也屡次在书信中提及并探讨其隐奥的意蕴，程颢、程颐兄弟更是对之极力鼓吹。二程借《大学》、《中庸>中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并附会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曾子、子思，是上承孔子，下启孟子的中枢，是道统得以延续的关键。南宋朱熹推波助澜，认为它们是“前圣之书”，把它们剥离出《礼记》，而与《论语》、《孟子》-道合称“四书”。这其中不免有些有意地人为夸大。但我们要知道，二程与朱子对这两篇文章的鼓吹也并非全无根据的，这两篇文章是对中国古代伦理观、人生观的总结。《大学》的三纲八条目，尤其是“修、齐、治、平”理想，《中庸》对“诚”，对“中庸”心态的推尊，都对后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中庸》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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