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新圣经》之所以为“残稿”,因贺清泰并未如数译毕武加大本《圣经》(The Vulgate Bible)七十二卷。生前,他仅译得三十七卷,但已达一百万余言。虽然如此,贺清泰仍为所译写了两篇序言,而且是北京土语与北京官话混而用之,书序史上罕见。第二篇序言中,贺氏引述了圣热落尼莫(St.Hieronymusor St.Jerome,c.347-420)因好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华美的文体(style)而在梦中为天主座下的天神鞭苔的历史名典,将之附会到《圣经》中译去,坚信唯有用乾嘉时代的北京俗语译经,方能显现天主托人写经的本意。因此《古新圣经》用北京俗语中译,可谓天主教“有意”用白话书写最明显的例子,也是《圣经》首度以中国通俗之语翻译的首例,可视为清末以前最重要的白话文书写成果,而且还是胡适所谓“有意”为之的白话文书写成果。
《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古新圣经残稿(套装共9册)》开译于1790年代,但因属残稿,加以教廷传信部不准刊刻,所以不完全可以信仰文本视之。翻译行为本身的发光发热,才是《古新圣经》可以摆在中国语言史、中西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意义上看待的原因,而其重要性因此彰显愈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尝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我们或许可以稍转鲁迅之语,改为乾嘉朝因《古新圣经》开译,“中文世界始有意为白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