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