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制度。这项宣布虽然酝酿已久，来的并不意外，但是仍然截断了千年来士子们“学优则仕”的通衢大道。没有科举制度的约制，民国时期的学制五花八门，所谓“读书人”的内涵也大大改变。有的学门得到崇敬，有的学门相对式微，在不同时空之下有不同显现。民国时期的新式学制讲究精通外语，掌握理工科技。多半的村塾与县学提供不了相关的师资与学习条件，乡镇里的英才不得不走上离乡就学的道路，许多少年在母亲的泪眼中踏上征途。省会大城的思潮往往跟乡下相左，乡镇精英学成之余常常隔断了自己回乡的道路。大都会的生活对许多青年人来说并不写意，上海尤其突出。新式出版物图文并茂地描述理想家庭与物质生活，然而都会空间层次分明，知识的取得未必保证上升的道路。进城是许多内地精英的期待，城市生活也是许多失望的开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器物不断传进中国，其中印刷机以及照相机在上海得到广泛应用，这些传播科技的产业化大大地改变了都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互动。我们谈新知的传播以及国家民族共同意识的凝聚，不能不谈广告与宣传、口号与传单、教科书与公众仪式，以及手稿善本的消亡。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4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从1994年到2000年曾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从2007到2012任该校首位华裔并女性东亚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影响。